在湖北省利川市謀道鎮魚木寨門口的石凳上，擺滿了從“一普”到“四普”的資料，文字從手寫到打印，照片從黑白到彩色。一名文物普查員正在進行數據核查，比對“四普”和以前記錄的數據，補充和更新文物信息。

“大家堅持住，馬上就到了！”晨曦初露，重慶市酉陽縣的文物普查員便迎來一場體能挑戰。他們正在前往位于鐘靈山山脊中部的鐘靈山墓地進行實地調查。山體陡峭，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跟隨普查隊前行，步履維艱，但這對于文物普查員來說已是家常便飯。酉陽縣的不可移動文物共計477處，縣域廣袤，幾乎都分布于山野鄉村。普查員在山林中穿越，踏勘著一處處文物。

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正在全國各地如火如荼地進行。日前，記者跟隨由國家文物局組織的“當一天普查員”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基層行，走進湖北省和重慶市，探索文物普查的成果和亮點。

文物普查，不只和普查員有關

文物普查員的工作大致分為外業、內業兩個部分。外業工作有拍照測量、核對記錄、繪制草圖、無人機拍攝、RTK（一種定位測繪設備——記者注）打點定位等；內業工作是將外業采集的數據進行整理，生成正射影像，制作文物平面示意圖、位置圖等，上傳、匯總至國家文物局的“四普”數據采集系統，最終疊加到國土空間規劃“一張圖”。

在文物普查的基礎上，各地根據實際情況，不斷對工作進行創新調整。“這是我們的‘小發明’。”根據工作需要，利川市文物普查員對工具進行了改造。文物被高大的樹枝遮擋，正常使用的柴刀太短，夠不到怎么辦？將柴刀改裝到可伸縮的拐杖上，使用時能加長，不使用時可拆開，方便收納。激光測距儀無法測量房屋挑檐怎么辦？在魚竿頂上固定回形針，掛上卷尺，便可測出數據。

10月31日，湖北省利川市文物普查隊員用自己改裝的魚竿進行數據測量。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丹萍/攝

不只地上文物，三峽水庫區消落區及水下文物測繪，也為“四普”提出了挑戰。由于泥沙淤積、水下環境復雜等因素，僅靠傳統的全站儀定點定位，很難得到這些文物的精準數據。重慶市萬州區因地制宜，在普查實踐中摸索出“底數資料結合數字測繪成果”“人工打點結合低空攝影測量”“數字正射影像結合地理信息系統”“外業調查結合內業錄入”的“四個結合”工作法。

文物普查不只是文物保護中心的事，需要多個部門的通力合作。湖北省將省、市、縣的文物普查工作進行統籌，組織省文物事業發展中心、省博物館、省考古所等力量，核查省級普查辦的工作的同時，指導并參與各地普查工作；注重進度和質量兩手抓，不僅“上下互檢”，還推出“東西互檢”，即湖北東部完成文物普查的地區和西部完成文物普查的地區，進行交叉檢查。

文物普查還和社會公眾緊密相關。“咱們都多留意留意，發現文物線索一定要報告哈，撥打這個電話：61018872。文物普查隊來了，我們要大力支持他們的工作，一起把這件大事辦好！”在萬州區的村莊里，總會響起這樣一段廣播，用群眾能聽得明白的語言，宣傳文物普查工作。

10月28日，重慶市忠縣新立鎮五龍捧圣神道碑，文物普查隊員毛倩和黃星正在進行數據核查。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丹萍/攝

重慶市忠縣在開展文物普查實踐時，注重口述史調查，文物普查員挨家挨戶走訪，厘清歷史沿革。由于“三普”時設備的精準度不夠高，有些定位偏差較大，甚至出現地圖上是這個鄉鎮的點，其實在另一個鄉鎮的情況。忠縣普查員周李和同事曾經根據“三普”地圖，日行3萬余步，尋找文物普查點，但沒有找到。后來根據經緯度，結合村民的回憶錄，才找到點位的精確位置。

“一普”到“四普”，精神代代傳

文物普查工作開展的背后離不開一代又一代文物普查員的堅守。利川市文物事業發展中心主任孫孺先后參加過“二普”“三普”，本次“四普”他再次參與其中，而他的父親孫繪則是“一普”的親歷者。

湖北省利川市的兩代文物普查人：孫孺（左）和父親孫繪（右）。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丹萍/攝

從“一普”到“四普”，孫孺最大的感受是工具的更新。“‘一普’時條件有限，一個包、一個水壺、一個筆記本、一支筆和一把傘，就是父親的全部工具。”“二普”時，普查工作隊有了照相機，但只能拍黑白照片；“三普”對于數據和照片的要求更加規范，工作隊添加了GPS，但準確度不夠，“利川離重慶很近，有時定位都到重慶了”；到了“四普”，使用的RTK定位更加準確，精確度到厘米級，文物普查的質量得到很大提升。

忠縣普查員盧雪梅，工作30余年，曾參加“三普”。“我還有幾年就退休了，最放心不下的是忠縣文博人才隊伍的建設。現在的年輕人缺少實地調查經驗，俗話說‘實踐出真知’，只有通過實地調查，才能準確判斷和真實掌握文物保護現狀，切實提升專業水平。”

今年5月，“四普”進入實地普查階段，盧雪梅主動請纓去一線。鐵山寺無直達公路，需要攀爬近70度的崖壁。青石板階梯布滿青苔，濕滑無比，她手腳并用緩慢向上攀爬，耗時近1小時終于登頂，為了不耽誤進度，來不及休整，立即投入工作。

重慶市忠縣新立鎮五龍捧圣神道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丹萍/攝

前輩們的工作精神為青年一代文物普查隊員樹立了榜樣。“你可以從她們身上看到一種情懷。”忠縣普查員蔡劼是一名95后，文物普查的經歷讓她收獲頗豐。“在普查的過程中我們會遇到很多難題，比如找不到‘三普’中記載的文物位置，我們要思考和尋找解決方法。同時，口述史的調查還讓我學習如何與人溝通。”

高校學生也在普查中貢獻力量。自7月初，湖北省荊州市荊州區與長江大學歷史系合作開展田野調查，對高校學生開展培訓，形成相對穩定的外業調查模式與內業整理方法，組建兩組10人普查隊伍參與文物普查。

大三學生梁燦兒從9月開始參加普查，主要負責“四普”移動端App內不可移動文物的信息采集和記錄。她覺得，參與文物普查幫助她增加了對于中華民族歷史的認識。

摸清家底，對文物實施精準保護

我國分別從1956年、1981年、2007年開始開展過3次全國文物普查。2023年12月14日，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表示，通過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將建立國家不可移動文物資源總目錄，全面掌握我國不可移動文物資源情況。

湖北省“四普”工作專班成員歐杰介紹，完成外業調查進行內業整理時，普查員將通過RTK對文物進行坐標測量，再通過平板輸入到“四普”表格，上傳、匯總至國家文物局的“四普”數據采集系統，最終疊加到國土空間規劃“一張圖”監督實施，為摸清文物家底、后續對文物實施精準保護打下堅實基礎。

文氏宗祠就是通過普查，對文物實施精準保護的典型案例。

文氏宗祠位于重慶市萬州區柱山鄉戈廠村，先后被用作祠堂、學校、敬老院等，2011年公布為萬州區文物保護單位。萬州區普查隊隊長李力曾參加過“三普”，當時文氏宗祠就是李力負責測量的。

10月30日，重慶市萬州區文物普查隊員在文氏宗祠測量數據。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丹萍/攝

那時建筑整體較為破敗，當地百姓告訴李力，這里是文氏宗祠，但從建筑本體上看不到相關的文字記錄。“我們認為它有一定的文物價值，將它作‘三普’點記錄了下來。”后來，萬州區文物管理所找到一些歷史照片，并于2018年利用區級文保專項資金對文氏宗祠實施保護修繕，恢復歷史面貌。同時，柱山鄉人民政府在文氏宗祠，以孝善文化為主題進行陳列布展，弘揚優秀家風家訓。“這或許就是文物普查的意義，如果‘三普’沒有把文氏宗祠定為文物點，這個建筑很可能之后就消失了。”

李力介紹，“三普”只對文氏宗祠做了點位的介紹和記錄，“四普”將對建筑本體進行更精細、更全面的調查，為以后全方位的保護和管理孵化，提供更精準、更全面的基礎資料。

酉陽縣的不可移動文物共計477處，縣級以上文物保護單位116處，土家文化、紅色文化、古鎮文化等資源富集。截至10月下旬，酉陽縣實地調查復查率為77%，新發現文物點45處。

重慶市四普辦駐酉陽縣定點指導專家徐進認為，經過“四普”，土司文化遺址數量和類型更為豐富，酉陽縣土司文化內涵進一步明晰。“今年4-10月，結合‘四普’工作，我們針對鐘靈山墓地開展了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工作，確認了鐘靈山墓地是酉陽冉氏土司墓地之一，進一步厘清了酉陽冉氏土司的喪葬制度，這為研究土司喪葬制度背后的文化認同提供了基礎資料。”

國家文物局派駐掛職干部，酉陽縣委常委、副縣長、縣四普領導小組組長孫波表示，文物普查要立足地方資源特色，做好“三普”文物復查、新發現文物線索調查，做到“應查盡查、應保盡保”，用文物實證酉陽紅色文化、土司文化等地方特色文化，進一步厘清酉陽縣歷史文化脈絡，講好酉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