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5月7日電 題：鄧麗君誕辰70年，全球華人不斷紀念是在紀念什么？

——專訪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白惠元

中新社記者 楊程晨

5月8日是鄧麗君逝世28周年的日子，來自全球的鄧麗君歌迷陸續前往她的長眠地——位于臺灣新北市金寶山筠園悼念。

近30年來，包括兩岸及港澳中國人在內的全球華人每年定時紀念鄧麗君，這位傳奇歌者好似從未走遠。今年也是鄧麗君誕辰70周年，一些過去不常見的影像被發掘并發布在社交平臺，展現著熟悉面孔下的另一面，關于她的記憶愈發清晰。鄧麗君承載著跨越流行時代的哪些文化符號？人們不斷地紀念，是在紀念什么？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白惠元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除了是華語流行文化史上的重要指標人物，鄧麗君對于包括兩岸及港澳中國人在內的全球華人來說，意味著什么？

白惠元：鄧麗君最重要的就是讓全球華人都聽見了中國。在全球化時代，中華文化已超越了國界。鄧麗君現象有助于我們尋找中華文化內部的一種通約性，實現跨地域的共情。

我認為，鄧麗君是港臺華語流行音樂史上重要的指標性人物之一。但鄧麗君又很特別，因為她主要是翻唱歌手，很多歌都是經過她的演繹才成為廣為流傳的代表性作品。

鄧麗君的演唱能讓全球華人聽見，基于四個特性。首先是古典性，鄧麗君學過黃梅調，1982年推出過一張根據中國古典詩詞譜曲的專輯《淡淡幽情》，我們熟悉的《獨上西樓》就來自其中，她很早就嘗試把中國古典文化進行當代轉化。其次是民間性，她翻唱過《鳳陽花鼓》《晚風花香》《望春風》等中國民歌，通過歌聲展現中國不同地域的人文地理風貌。第三是都市性，她還有部分作品是翻唱反映20世紀30、40年代上海的時代曲，如《天涯歌女》《四季歌》，她的演唱方式和周璇等大上海女歌星之間有一種互文、傳承的關系。第四是亞洲性，聽眾比較熟悉的《甜蜜蜜》原是印尼民歌，像《再見我的愛人》《我只在乎你》等則源于日本流行音樂。

此外，最重要的就是中國性。鄧麗君在眷村長大，父親是河北人、母親是山東人，她也一直強調自己對于祖國、對于民族的認同。

中新社記者：在20世紀的70、80年代，鄧麗君的音樂是如何輻射香港及東南亞社會的？

白惠元：鄧麗君首先是在臺灣成長，她的音樂流傳到香港，后來她又去了日本，這本身就呈現出一種全球化時代的流動性。在中華文化內部，鄧麗君的表演能喚起跨地域聽眾的集體記憶，就像她歌中反復演唱的“月亮”一樣，具有情感的豐富性和強大的召喚力。當然，在不同地域流傳時，鄧麗君對人們的意味也有些許不同，凝聚著人們不同的想象。

對于大陸來說，鄧麗君是改革開放的時代標記。她柔軟的聲音，進入到那一代年輕人的“情感結構”之中。香港電影《甜蜜蜜》《千言萬語》以鄧麗君歌曲為名字，勾連時代變遷，召喚著香港民眾關于民族和國家的身份認同，以及對于中華文化的認同。在臺灣，比較典型的是著名導演李行拍攝的電影《小城故事》和《原鄉人》，都是請鄧麗君演唱主題曲，所強調的也都是中華文化傳統。不止如此，鄧麗君在日本發展，她的歌曲在后來的日本電影中也留下了時代記憶，比如巖井俊二《燕尾蝶》、是枝裕和《比海更深》等。可以看出，鄧麗君不只是屬于中國，也屬于全亞洲。

中新社記者：在20世紀70、80、90年代，為什么大陸會那么風靡鄧麗君的歌曲？她對于那個年代的大陸年輕人來說意味著什么？

白惠元：那個年代，很多人說鄧麗君的演唱是“靡靡之音”，這和她的演唱方式有關。她是一種氣聲唱法，把說話的聲音帶到了演唱里，把日常生活帶到了音樂中。不同于傳統意義上歌唱的宏大敘事和嚴肅表達，她尤其熱愛歌唱愛情，這與20世紀80年代初的新啟蒙話語形成了呼應，也起到了思想解放的效果。在時代語境中，這種現象不是孤立的，文學界則表現為劉心武《愛情的位置》、張潔《愛，是不能忘記的》、張弦《被愛情遺忘的角落》等小說。到了20世紀90年代，這種唱法出現了很多模仿者，比如大陸的楊鈺瑩等。1995年，王菲出了一張翻唱專輯去致敬偶像鄧麗君，就叫《菲靡靡之音》。

不能回避的是，鄧麗君在大陸開始流行時，很多年輕人是“偷聽”到她的音樂。從海峽對岸飄來“靡靡之音”，某種程度上預告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兩岸從對峙走向交流，構成了一種跨越政治界限的共同情感記憶。這些歌曲成了那一代人在那一時期的私人回憶，在這個意義上，鄧麗君和許多人的人生烙印緊密結合。

她的歌曲內容是無關現實政治的，恰恰是這種風格，能在當下語境推進兩岸文化交流實現“軟著陸”，起到春風化雨的美學效果。兩岸青年之間共同文化記憶的塑造，是很多文化機構、媒體在一直嘗試的事。最近湖南衛視的節目《聲生不息·寶島季》也通過臺灣綜藝節目常出現的街訪環節，尋找著兩岸青年的共同音樂記憶。而故事的另一面是，“鄧麗君唱法”的后繼者們開始嘗試“柔軟”地唱出共同體想象，從李谷一《鄉戀》、蘇小明《軍港之夜》，到楊鈺瑩《十送紅軍》、王菲《我和我的祖國》，這種聲音形象拓展了我們對“主旋律”的理解空間。

總之，鄧麗君是一個開始，但肯定不是終結。

中新社記者：實際上，鄧麗君這一批明星當紅的歲月，現在的許多年輕人都還沒有出生。但卻并不妨礙今天的“00后”們懷舊。這是為什么？

白惠元：從歌聲角度看，鄧麗君的聲音給“00后”帶來了一種“治愈系”的美好感覺，她溫潤、舒緩、松弛、輕柔的歌聲，有效療愈了現代生活的速度焦慮。無論何時何地，只要鄧麗君的歌聲響起，它都會觸發一種強烈的、具身的情動效果，將網絡碎片迅速整合為一種共情力。

歌聲之外，鄧麗君幽默機智的現場對答也在當下短視頻平臺獲得了較高熱度。在這些近乎脫口秀的語言場景中，鄧麗君展現了現代女性的自信、爽朗、親和、獨立。比如，在著名的“鄧麗君說山東話”短視頻中，她流暢的山東方言就贏得了“00后”的彈幕狂歡。我想，在這“對答如流”的背后，正是鄧麗君真實流淌的故土情結與身份認同。

在“00后”對鄧麗君的評價中，最常出現的詞是“優雅”。這是近年我比較關注的一個現象：“00后”越來越喜歡從中國古典文化內部發掘一種“原生的優雅”，包括關于故宮的、中國文物的“出圈”紀錄片，也包括舞蹈《只此青綠》等。青年人在這里找到了一種認同，他們成長于“中國崛起”的年代，從帶有中國古典氣質的“優雅”中可以感受到中國的文化自信。

在這樣一個維度上，他們再次發現了鄧麗君的“優雅”，這是當下追求流行的年輕世代和鄧麗君產生的微妙碰撞。(完)

受訪者簡介：

白惠元，文化研究學者，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北京大學文學博士。研究方向為中國當代文學、電影與大眾文化。著有《英雄變格：孫悟空與現代中國的自我超越》，曾獲第五屆“啄木鳥杯”中國文藝評論年度優秀作品獎。在《文藝研究》《文藝理論與批評》《電影藝術》等期刊發表論文三十余篇，部分論文被《新華文摘》《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