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詩畫藝術頻繁交融的時代，二者之間的界限并不清晰。我國較早的一部題畫詩總集形成于南宋時期，即孫紹遠編輯的《聲畫集》，這部書顯示了宋代文人對詩畫關系的一種特殊理解。受蘇軾“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觀念的影響，宋人又提出了畫是“無聲詩”，詩是“有聲畫”的主張。《聲畫集》的命名正是汲取北宋詩畫審美的經驗而來。

詩畫一律

建構古雅別致藝術格調

可以說，詩畫同構或詩畫一律是宋代文人審美最為突出的表征，它既打破了傳統繪畫藝術古板、匠氣的弊病，又通過姊妹藝術的融通建構了一種古雅別致的藝術格調。元代趙孟頫倡導“古意”說，強調高尚人品，以期改革流于墨戲的近世士夫畫，從而將宋人的審美趣味推向一個高峰，受其影響，產生了中國繪畫史上難以逾越的“元四家”。

詩畫藝術的同構與互動，為后世帶來了一種新的文本形態，即彰顯文人雅趣的詩畫卷。簡單地說，詩畫卷是由多人針對同一幅繪畫作品進行題詠而形成的詩卷。它一般形成于某個帶有意味的話題，由話題的發起者邀請畫家作畫，并請不同文人進行題識，所用文體以詩歌居多，因此稱為詩畫卷。但也有人使用序、記、跋、識等其他文體，從而形成集詩文書畫為一體的雅致之作。這種文本以卷軸形式存放，易于收藏和展示，典雅富有新意，且對所詠之物具有相當的開放性。詩人題跋不受時空和題材的限制，可以對畫面進行描述，亦可以由話題展開想象，在文本傳播過程中甚至可以因時因地進行情感抒發。一部詩畫卷的流傳可以綿延幾十年，橫跨若干代文人的情感歷程，是了解文人生存方式、人生心態的重要文本。在后世著錄的書畫文獻中，盡管原本詩畫卷已經流失，但編者抄錄的詩文題跋卻得以保存，如明代朱存理的《鐵網珊瑚》《珊瑚木難》，清代卞永譽的《式古堂書畫匯考》等書，便保存了《聽雨樓》《秀野軒》《破窗風雨》等諸多詩畫卷。

題詩序跋

不拘一格保存一代文獻

這里以金末元初的詩畫卷《燕子圖》為例，來了解一下這種文本的形成、傳播及其情感呈現。《燕子圖》相關題詩序跋見載于金人元好問編輯的《中州集》。在這部詩歌總集中，我們發現，金代詩人龐鑄的《田器之燕子圖》一詩前后，收錄了田器之的序，楊云翼、張檝、李純甫、王良臣、李獻能等多人的題詩，還可以知道趙秉文、田思敬、刁白、趙永元、王晦、許節、張云卿等人都有題詩，但并未全部錄入。元好問在收集金代史料過程中，于陜西宋文通家里發現并獲得了該卷的真跡，隨后抄錄其中的題詩序跋，保存一代文獻。《燕子圖》詩畫卷文本的形成，在田器之的序言中交代得很清楚。田器之原名田琢，是《燕子圖》這一話題的發起者，他聲稱在從軍塞外時，曾遇到一對燕子，因惺惺相惜而備受感動并賦詩相贈，且抄以小字，用蠟丸封裹系于燕足，以示感激。詩有云：“幾年塞外歷崎危，誰謂烏衣亦此飛。朝向蘆陂知有為，暮投茅舍重相依。君憐我處頻迎語，我憶君時不掩扉。明日西風悲鼓角，君應先去我何歸？”這首詩通過作者與自然生靈的默契神會，將寄身塞外的離愁與燕子感通帶來的慰藉表達得淋漓盡致。有意味的是，八年之后，田琢在出任潞州觀察判官時，再次與雙燕重逢，并以燕子足上所系蠟丸相認。田琢感慨之至，遂請好友龐鑄作畫，這便產生了《燕子圖》。由此形成的話題在龐鑄的題畫詩中也呈現出來。龐鑄的題詩內容充分借鑒了田琢序言所交代的故事梗概，集中關注田琢與雙燕的相遇相知相依，并對燕子通于人性的感恩給予贊美。在詩中，我們了解到雙燕于春末眷顧了田琢從軍塞外的屋舍，使田琢產生“天涯流落俱為客”的觸動，此為相遇。當地人多次要捕殺燕子為食，田琢極力保護。臨秋之際，燕子落在田琢屋舍的座位旁邊，喃喃之語似告別，此為相知。多年后，雙燕又找到田琢的居所，飛入檐戶，落于硯屏，此為相依。龐鑄進而感慨道：天地間的禽鳥尚且知道感恩圖報，而人世間卻充滿見利忘義、爾虞我詐之徒，觀畫人應該憂慮古道不復，自慚形穢。可以說，龐鑄的題詩確立了《燕子圖》相關話題的兩個方向：一是人與自然生靈的和諧相處；二是燕子感恩所帶來的教化意義。

楊云翼、張檝的題詩延續了第一個話題方向，他們在詩中均引用了《列子》的典故，是說一個喜歡海鷗的人，每日與之相處，久而久之，大批海鷗跟隨而至。后來他的父親讓他抓一只來玩賞。第二天，海鷗盤旋于空中，不再下來了。這說明，人無機巧之心才能與自然萬物和諧共處。在這里，海鷗與人相處的故事，被用來影射田琢與燕子的情投意合和相知相依，楊云翼詩云：“寄語齊諧休志怪，沙鷗相款解忘機。”張檝詩云：“小詩系足初無意，巧語迎人獨有情。陰德自招黃雀報，機心能致白鷗盟。”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詩人與白鷗為盟，也寫出了《燕子圖》所蘊含的超然物外的人生心態。

王良臣、李獻能的題詩反映的是第二個話題方向，他們對燕子知恩圖報的忠義之舉表達了崇高的敬意，展現出儒家士大夫應有的精神品格。王良臣詩云：“相別相尋積歲年，人心不及鳥心堅。填償恩義三生債，分付平安七字篇。”李獻能詩云：“塞上風光已十霜，仁心覆護獨難忘。當時相送詩仍在，此日重來話更長。”在儒家話語體系中，天地萬物是一個相互聯系的生命整體，具有仁愛之心的人能夠體察萬物，渾然與萬物同體。鳥獸與人一樣都有知覺，當動物遭受危險時，人便會產生憐恤之心，并將它們視為自己的一部分加以保護。田琢對燕子的顧惜與憐憫以及燕子對田琢的感恩和相依，都是這種仁愛之心的體現。王良臣、李獻能二人的題畫詩看到了這一點，所謂“仁心覆護獨難忘”“人心不及鳥心堅”是對仁愛之心的一種獨特詮釋。

跨越時空

文人題詩彰顯濃厚歷史感

從田琢邀請龐鑄作畫題詩的1204年開始，到元好問于1246年將真跡復還給田琢之子并題詩三首，《燕子圖》詩畫卷的傳播經歷了金代中后期乃至金亡的歷史變遷，共42年光陰。不同時空的文人在題寫《燕子圖》時會產生不同的感慨，往往會與時代境遇關聯起來。趙秉文與元好問的題詩基本上脫離了龐鑄題詩引申的兩個話題方向，在探討文人的生存處境中增添了濃厚的歷史感。

趙秉文題詩與蒙金交戰的歷史背景有關，寫出了戰亂中士人憂國憂民的無奈與感傷，其詩云：“而今塞北看雙翼，多少中原失意人。”“交親消息兩何如，滿眼兵戈不得書。為問南來新燕子，銜泥曾復到吾廬。”《燕子圖》在此呈現的話題與時代之變息息相關，更與身處亂世的士人心態密不可分。

與趙秉文不同的是，元好問題詩的背景是在金元鼎革之際。他的興亡之感要比趙秉文更加深沉厚重。金亡后五年，元好問得到了這部《燕子圖》詩畫卷的真跡，再七年，他將此傳本還給田琢之子，并題詩其上。在經歷了金元易代之后，元好問觀畫題詩的情感顯然具有了濃厚的遺民情結。他在詩中說：“渠家王謝堂前慣，暗認曹劉可是難。”這里借用了劉禹錫《烏衣巷》的典故，以抒發世事滄桑、歷史興亡的感慨。時代變了，這對常年棲息舊巢的燕子，恐怕很難再找到故人的舊居了。元好問進而感嘆說：“世間妾婦爭相妬，禽鳥區區卻賞音。”在時代巨變面前，唯有燕子還在依戀故人。這種故舊之念分明是一種遺民情結，對元好問如此，對經歷易代之變的亡金士人更是如此。

《燕子圖》詩畫卷再次回到田琢后人之手，已是由金入元，在經歷輾轉流傳之后，這部詩畫卷承載了太多的歷史記憶，既有承平時期的超然和感恩，又有戰亂時期的憂國與憂民，更有易代之際的滄桑與興亡。這是其他文本形式很難具備的特征，詩畫卷是借著同一主題展開的話題討論，因時空相異，語境交錯，題跋的情感向度便愈顯得豐富多彩。又因為它是詩文書畫的合璧之作，也因此成為彰顯文人雅趣的文本形態。

（作者：陳博涵，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光明日報》（2023年05月12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