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絲路千年，東西貫通，器以載道，文化交融。兩千多年里，沿著絲綢之路的駝鈴古道、商船航線，不同地域、民族的多元文化激蕩交融，無數印證東西方交流互鑒的遺珍散落其間。值此“一帶一路”十周年之際，中新社“東西問”今起特推出“絲路鑒寶”系列策劃，從館藏文物中探尋絲路文明交流互鑒的歷史足跡。

中新社蘭州10月23日電 題：策馬飛馳的《驛使圖》怎樣見證絲路古道？

——專訪甘肅省博物館歷史部副主任、副研究館員劉光煜

中新社記者 馮志軍

在甘肅省博物館內，一件中國已發現的最早古代郵驛形象資料《驛使圖》壁畫磚，因曾作為中國郵政“形象大使”而聞名遐邇。它生動再現了距今1600多年前，策馬飛馳于古絲綢之路上的郵驛情形。

《驛使圖》壁畫磚蘊含了哪些珍貴的歷史信息？對了解和研究中國古代郵驛制度有何啟示？它怎樣見證暢聯千年的絲路古道？甘肅省博物館歷史部副主任、副研究館員劉光煜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對此進行深入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驛使圖》壁畫磚描繪了怎樣的歷史畫面？蘊含了哪些珍貴歷史信息？

劉光煜：20世紀70年代，《驛使圖》壁畫磚出土于甘肅嘉峪關新城魏晉(公元220年—420年)墓葬群，長35厘米、寬17厘米。該畫像磚為米色底，黑色輪廓線，上繪一信使，頭戴黑幘，著皂緣領袖中衣，左手持棨(qǐ)傳文書，躍馬疾馳，生動再現了當時西北邊疆驛使馳送文書的情景，被認為是中國已發現的最早古代郵驛形象資料。

1982年，原中國郵電部以《驛使圖》為原型，發行了一枚面值1元人民幣的小張紀念郵票。1995年，驛使圖又“代言”了郵政儲蓄卡，成為中國郵政的“形象大使”。

該壁畫磚僅用寥寥幾筆，就體現出古代畫師創作方式寫實與寫意結合的爐火純青。仔細凝視，仿佛能聽到一陣急促的馬蹄聲，由遠及近，劃破長空。來者一手緊控韁繩，一手持棨傳文書，胯下紅鬃烈馬四蹄騰空，風馳電掣在絲路古道，將連綿的祁連山脈、廣袤的戈壁大漠遠遠甩在身后。

通過這塊壁畫磚，還可看出甘肅曾是郵驛的興盛之地。作為古絲綢之路的必經之處，甘肅自古以來就是中西交通的咽喉要道，歷代王朝于此多設關隘要塞，境內遍布古代烽燧和郵驛，尤其是河西走廊有著“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塞”的壯觀景象。

作為迄今所知反映中華郵驛時代最早的繪畫作品，《驛使圖》壁畫磚既展現中國古代繪畫共同的美學意象，也有自己的特點，如信使臉上的五官唯獨缺少嘴巴，有學者研究表明，其意在表達昔日驛傳的保密性。

中新社記者：透過《驛使圖》壁畫磚，如何解讀和研究中國古代郵驛制度的發展和變遷？

劉光煜：在中國古代，把騎馬送信稱為郵驛，是由官方建立、專門傳遞公文書信的機構，而其職責又不僅限于承擔公文函件的傳遞。它還是官商、專使在途中休息和運送物資的客棧及組織機構。因此，古代郵驛兼有通信、交通、接待、運輸等多重職能，并有一套嚴密的管理制度，融合于鞏固政權的活動中。

據甲骨文記載，商朝時就已經有了郵驛。周朝時進一步得到了完善。那時的郵驛，在送信的大道上，每隔30里設有一個驛站，驛站中備有馬匹，在送信過程中可以在站里換馬換人，使官府的公文、信件能夠一站接一站，不停地傳遞下去。

中國郵驛制度經歷了春秋、秦、漢、唐、宋、元等各個朝代的發展，一直到清朝中葉才逐漸衰落，被現代郵政取代。中華文明能長久煥發蓬勃的生機，與一個健全的郵驛系統有密切關系，回顧世界郵史，中國郵驛系統較早形成，并具備了完備的結構形式和迅捷的工作效率。應當說，古代郵驛也是中華文明創造的杰作之一。

中新社記者：中國歷代王朝在保障郵驛暢通方面，都作出了哪些努力？

劉光煜：秦王朝在開創統一的郵驛制度方面，有不世之功。其把“遽”“驲”“置”等不同名目一概統一規定為“郵”。從此，“郵”便成為通信系統的專有名詞。在郵傳方式上，秦時大都采用接力傳遞文書的辦法，由朝廷規定固定的路線，由負責郵遞的人員一站一站接力傳遞下去。

為保證公文和書信的及時、迅速、準確送達，秦王朝規定了一系列嚴厲的法律，有耽誤的以法律處置。秦朝的通信干線貫通東西南北，郵驛制度也比較規范。這種有效的通信系統，起著鞏固中央集權制度的作用。

同秦朝相比，漢代郵傳制度的最大進步就是驛、郵分流。以騎馬為主的信遞方式，以“驛”命名，以短途步行為主“遞送文書”者，以“郵”命名。那個時期，在由京城通往邊境的千里驛道上，每隔30里設一個“驛站”，每隔10里設一個“郵亭”。

三國時期，曹魏制定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專門的郵驛法《郵驛令》，內容包括軍事布陣中的聲光通信，“遣使于四方”的傳舍規定和相關政治禁令等，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東吳郵驛創造了水驛的獨特形式，開辟了水上郵路。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許多少數民族政權對北方的郵驛事業發展，也起到重要作用。

隋唐時期的郵驛盛極一時，空前繁榮，“驛”代替了以往所有的“郵”“亭”“傳”。驛的任務包羅萬象，既負責國家公文書信的傳遞，又傳達緊急軍事情報，還兼管迎送官員，懷柔少數民族、災區慰撫和押送犯人等。有時還管理貢品運輸和其他小件物品的運輸。

唐朝的驛站遍布全國。據《大唐六典》記載，當時驛站包括水驛、陸驛和水陸兼辦三種，專門從事驛務的人員共有兩萬多人，其中驛夫1.7萬人，是一支很龐大的郵政隊伍。

中新社記者：中國歷代王朝不斷完善的郵驛制度，如何保障絲路古道的暢通？

劉光煜：驛站是中國最早的一種官方住宿設施。驛站初創之際，接待對象只是信吏和郵卒。秦漢以后，驛站的任務擴大，成為兼管過往官員吃住的處所。在中央政權與西域各國交流交往的進程中，甘肅河西走廊處于較前沿位置，其間所設驛站對于保障古絲綢之路的暢通，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于1987年發現的敦煌懸泉置驛站，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并保存最為完整、出土文物最多的漢代驛置機構。其所出土的大量漢簡中，不僅生動記錄了絲綢之路上，中西方之間無數的家國往事和文明互鑒，也成為現代解碼古絲綢之路的一扇窗口。

懸泉置漢簡中，有大量西域各國使者途經懸泉置的相關記錄，涉及樓蘭、且末、小宛、渠勒、于闐、大宛、莎車、疏勒、烏孫、龜茲、車師等數十個西域國家。他們與漢王朝的來往信息，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據漢簡記載，懸泉置有一次接待于闐國王，其從者多達1600人，僅用壞的杯子就達300多個。還有一枚漢簡記載了接待烏孫國公主的規格也相當高，配有地毯等貴重物品。

作為絲綢之路的守護者，默默無聞的邊塞戍卒，千百年來被湮沒在浩瀚的歷史海洋中。在甘肅河西漢塞出土的數萬件簡牘帛書中，留存了不少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珍貴書信。比如中國國家一級文物、兩漢地下出土文物中保存最完整、字數最多的私人書信《元致子方書》。

該信件看似是朋友之間簡單的書信往來，卻透露出極為重要的信息，能幫助人們深入了解漢代邊塞戍卒的日常生活。結合懸泉置遺址中出土的毛筆、硯、革履和絲綢、毛麻織品等，可以清晰地還原漢代絲綢之路普通大眾的服飾特征和生活場景。

中新社記者：兩千多年的中國古代郵驛文化，對于當今共建“一帶一路”交融互鑒有何啟示和借鑒意義？

劉光煜：延續兩千多年的中國郵驛制度，不僅很好地促進了國內的政令暢通，也保證了中西方持續文明互鑒的進程。而每一座驛站又都是不同文明交流交往的紐帶和橋梁，加速了彼此之間的交融。

兩千多年之后回望歷史，雖然交通運輸工具和信息傳遞速度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目前保留下來的古代驛站遺址和大量出土文物，見證了昔日中西方之間頻繁的禮尚往來，以及彼此間曾經十分活躍的兼容互惠活動。

從中可見，數千年來，中華文明都是周邊各國“心向往之”的文化圈，我們也一直以海納百川的包容胸襟，不拘一格地吸收各種外來優秀文化和文明，并使其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包羅萬象的文化基因，同樣有助于當今“一帶一路”建設。(完)

受訪者簡介：

劉光煜，甘肅省博物館歷史部副主任、副研究館員。長期從事陶瓷器、絲路文物等方面的研究。曾策展“朔方翔鷹—草原絲綢之路精品展”“茶馬古道—八省區文物展”“神人之約—中非珍稀面具展”“唐蕃古道—七省區文物展”等二十余個展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