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藝術設計家、教育家常沙娜先生

也許什么都經歷了，眼神才愈發如少女般純凈柔和。

敦煌與藝術設計，黃沙與藍天……談到這些，“少女”清澈的雙眸又迸發出熱忱與執著。

作為敦煌藝術、傳統文化的“鐵粉兒”，在過往的歲月中，“少女”都有意無意地在作品中滲透著“敦煌的東西”，即民族的、傳統的文脈和元素。

她，是原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藝術設計家、教育家常沙娜先生。

這位年逾八旬的“敦煌少女”，喜歡在閑暇時分尋找“幸運草”。植物學中發現此草的概率為十萬分之一，而常沙娜遇到的機率要高得多。

她認為自己的人生的確是幸運的：有被譽為“敦煌守護神”的父親常書鴻先生，有千年敦煌石窟藝術的哺育熏陶，有梁思成林徽因二人的點撥指導，有中央工藝美院的歷練馳騁……

苦樂榮辱、悲歡離合，八十余載跌宕多彩的人生故事，在常沙娜口中，風輕云淡、娓娓道來。

常沙娜先生

明明是河流，冥冥中卻與沙漠有緣

“在阿維尼翁橋上，我們跳啊跳，

在阿維尼翁橋上，我們跳圓圈舞。

英俊的小伙子啊，

請你繞一圈，也請他繞一圈……”

這首含情脈脈的法國兒歌，常沙娜至今還會哼上幾句，因為她的童年時光就在那里度過。

1927年，常書鴻從家鄉杭州只身赴法國，考入里昂國立美術專科學校學習。次年，妻子陳芝秀赴里昂陪伴。1931年，二人愛情的結晶呱呱墜地。

取名字乃是大事。常書鴻與好友呂斯百、王臨乙一番商量：哺育里昂的兩條河，一條叫“Le Saone”，一條叫“Le Rhone”。如果是男孩，就用陽性的Rhone；如果是女孩，就用陰性的Saone。“沙娜”便根據Saone音譯而來。

常沙娜在法國里昂

1932年夏天，常書鴻從里昂國立美術專科學校畢業。他參加了里昂全市油畫家赴巴黎深造公費獎金選拔考試，以一副《梳妝少女》摘得桂冠，順利進入巴黎高等美術學校學習。不久他的妻女也隨之遷到巴黎。

在浪漫之都巴黎，常沙娜上了托兒所、幼兒園。

那個城市，處處彌漫著愛情。連常沙娜學的兒歌，也都含情脈脈。如今幾十年過去，常沙娜還能時不時哼上幾句法文兒歌，可見童年的烙印多么深刻。

1934年常書鴻在巴黎畫的《畫家家庭》

那個城市，處處滲透著藝術。在安靜舒適的環境下，常書鴻于1934年創作了油畫《畫家家庭》。常沙娜曾這樣解讀自己父親的畫作：“考究的藍綠色調，細膩的筆法，真切地描繪出靜謐祥和的家庭氣氛。畫中突出了媽媽穿著中式旗袍的東方婦女形象，也表現了爸爸自己作為成功的青年畫家手握畫具、躊躇滿志的神情；而倚在媽媽懷抱中的我，受寵之態更被滿懷愛意的爸爸畫得惟妙惟肖。”

就這樣，在異國他鄉法蘭西，常沙娜度過了無憂無慮的童年。她的名字“沙娜”，也恰如其分地體現了她與這方土地千絲萬縷的聯系。

不過，也正是這個名字，似乎又在冥冥之中隱喻著與沙漠的某種緣分。正是這種緣分，促使常沙娜與父親離開法國，返回遙遠的東方，走進無垠的戈壁沙漠，走進神奇的敦煌石窟。

常沙娜在里昂一家咖啡館

六周歲，卷入逃難的歷史洪流

“九一八，

九一八，

就在那悲慘的時候……”

與歡快的法文兒歌不同，這首中文歌，歌詞曲調皆盡悲痛蒼涼。初次聽到它時，常沙娜正在回國的船上。

1936年，常書鴻回國。自從在巴黎塞納河邊的舊書攤上驚奇地發現了伯希和拍攝的敦煌石窟圖錄，又在吉美博物館看到伯希和從敦煌藏經洞掠去的大量敦煌唐代絹畫實物，中國古代藝術的輝煌璀璨使一度傾倒于西洋藝術的他受到了極大震撼。在深刻反省自己對祖國傳統文化藝術的無知、漠視和“數典忘祖”之后，常書鴻下定決心，一定要離開巴黎，回國尋訪敦煌石窟。

1937年，常書鴻的妻女也踏上回國的歸途。

在海上，常沙娜聽到了“九一八”，后來又從大人口中隱隱約約知道了“七七事變”的消息，日本軍國主義者蓄謀已久的全面侵華戰爭爆發了。

母女倆此行的目的地就是北平，而北平突然淪陷了！

迫不得已，一家人選擇在上海匯合。而此時飽受日本侵略者摧殘的中國，大多數國土，早已“山雨欲來風滿樓”。

8月13日，日本軍隊突然向上海寶山路、八字橋等地發動進攻；11月12日，上海淪陷；12月13日，南京淪陷，就在這座六朝古都，日本侵略者們進行了滅絕人性的南京大屠殺。

上下五千年，縱橫一萬里。在廣袤的土地上，千百萬中國人流離失所，開始了長達數年的逃難生活。那時才剛六周歲的常沙娜，連一句中國話都不會說，就已被卷入了逃難的歷史洪流。

常沙娜講述往事

隨著國立藝專，常沙娜一家在南方各省走走停停，從上海、江西、湖南到貴州，奔波輾轉大半個中國。

1939年2月4日，“地無三尺平，天無三日晴”的貴陽突然云開霧散，珍惜陽光的師生們都抓緊外出，常書鴻也有事出去了。常沙娜與母親陳芝秀在住所餐廳吃飯時，外面突然響起了空襲警報，隨后炸彈、燃燒彈呼嘯而落。一聲聲巨響之后，天空仿佛一下子就黑了。轟炸停息時，一片濃煙，四處狼藉，血肉模糊的人們橫七豎八躺在地上。陳芝秀在恐懼中擅抖著將女兒帶出廢墟。

沒有住所、一無所有，一家人與其他朋友住進了法國在貴陽的天主教會。從此常沙娜的母親變成了虔誠的天主教徒。

1942年常書鴻畫的《重慶鳳凰山即景》

之后又去了昆明、重慶，在鳳凰山頂的一處房子里安了家。1941年，常沙娜的弟弟在嘉陵江邊的醫院出生，取名“常嘉陵”。

相比日軍鐵蹄蹂躪之下的其他地區，重慶還算相對安全。常沙娜上了當地的小學，還學會了一口地道的四川話。“常沙娜”用四川話讀是“常沙拉”，同學們經常拿這個開玩笑，不停地喊：“常沙拉——警報！”

習慣了動蕩不安，生活突然安穩下來，一家人非常滿足。常書鴻的畫作《重慶鳳凰山即景》中，筆調輕松明快，可見當時的心情多么愉快！

不過，自從塞納河畔初見，那片富藏中國佛教藝術瑰寶的神秘之地，早已在常書鴻的生命中刻下永久的烙印。當一家人安定下來時，他又開始醞釀去敦煌的計劃了。

遙望敦煌九層樓

黃沙、藍天，游走于變幻莫測的夢里

“隨風傳來一陣叮叮當當的鈴聲，

若隱若現，

似有似無，

爸爸說那是九層樓的風鈴……”

這是常沙娜第一次聆聽敦煌花開的聲音。

在常書鴻為去敦煌的事奔走忙碌時，妻子陳芝秀考慮到生活安定和信仰問題，極力反對。不過最終，還是勉強跟著上路了。

一路顛簸、盜賊出沒、徹骨的寒冷、無盡的戈壁……這段旅途如此漫長難耐。常沙娜不禁背誦了一首凄涼的民謠：“出了嘉峪關，兩眼淚不干，前看戈壁灘，后看鬼門關……”

一家人終于到達了敦煌。在浩瀚的黃沙與湛藍的天空之下，常沙娜的心情豁然開朗。

常書鴻帶著妻女進入洞窟，在洞口陽光照耀下，數不清的壁畫、彩塑，色彩絢麗、鋪天蓋地。雖然不懂是什么，但是新鮮、神奇占據了常沙娜的全部思緒。在明明暗暗的一個個洞窟里走進走出，如同游走于變幻莫測的夢里。

敦煌的新生活開始了。這里的第一代人，過得是最艱苦的。

因為缺水，不能洗澡，只能擦澡；一盆水洗臉、擦身、洗腳，不能倒掉，還有其他用場。當時洗頭用肥皂洗不干凈，常沙娜就用堿洗，如今的人們覺得用堿很不好，不過那個年代的人們確實都這么過來的。

越是在艱苦的條件下，人類的主觀能動性越能得到充分地發揮。常書鴻帶著大伙一起養雞、種菜、種樹，其中種樹花費的力氣最大。因為他明白，洞窟防沙治沙的最重要措施就是種樹。從最初的一抹新綠，到如今的郁郁蔥蔥，“敦煌守護神”絕對功不可沒！

如今的莫高窟一片郁郁蔥蔥

每天登著蜈蚣梯，爬進洞窟臨摹壁畫

“那建于五代時期的窟檐斗拱上鮮艷的梁柱花紋，

那隋代窟頂的聯珠飛馬圖案，

那顧愷之春蠶吐絲般的人物衣紋勾勒，

那吳道子般舞帶當風的盛唐飛天，

那金碧輝煌的李思訓般的用色……”

這段摘錄于常書鴻《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著作中的文字，生動地描述了莫高窟洞中滿目佛像莊嚴的瑰麗場景。常沙娜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看得如癡如癡，畫得忘乎所以。

她臨摹壁畫，幾乎從到敦煌那一刻就開始了。平時在酒泉讀初中，暑假就回洞子里畫畫。邵芳是常沙娜的工筆重彩老師，董希文教她西方美術史，蘇瑩輝輔導中國美術史。

而素描的基本功則從對臨壁畫開始。

早前張大千在臨摹時，都是用圖釘把拷貝紙按在壁畫上拓稿，出來的東西雖準確，但圖釘卻不可避免地在墻上鉆出小孔，壁畫也因此受到破壞。為了保護壁畫，常書鴻規定臨摹一律采用對臨，不能上墻拓稿。因此，常沙娜都用打格的辦法來對臨。雖然難度大，但卻迫使自己把眼睛練得很準，造型能力也得到了提升，繪畫基本功就這樣打下了。

后來，常沙娜的母親因為一些原因，離開了她的丈夫和孩子們，登報宣布離婚。家里的生活一下子亂套了，為了照顧年幼淘氣的弟弟，常沙娜從酒泉退學回來，挑起了原本屬于母親肩上的擔子，做飯、做鞋、做衣服……三人相依為命，在敦煌艱難地生活著。

除了照顧家人，常沙娜的主要精力依舊是臨摹壁畫。父親對她要求很嚴，每天一早起來，以唐人經書為帖練字，再朗讀法語一小時，之后像工作人員一樣進洞臨摹。在父親指導下，常沙娜先從客觀臨摹入手，之后以整理臨摹為準，將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各代表窟的重點壁畫全部對臨了一遍，還掌握了各壁畫的歷史背景和時代風格。

常沙娜曾這樣描述自己的臨摹時光：“彩色的佛陀、菩薩慈眉善目地陪伴著我，頭頂上是節奏鮮明的平棋、藻井圖案，圍繞身邊的是神奇的佛傳本生故事、西方凈土變畫面……隨著太陽轉移，洞里的光線越來越暗，而我意猶未盡，難以住筆……”

敦煌莫高窟美景

赴美留學，又只身漂洋過海回到祖國

“音樂——感受——畫畫，

畫什么呀？怎么畫呀？

聽那些音樂沒什么感受，

而我腦子里只有敦煌，

隨便畫么，

那就畫敦煌吧，菩薩、飛天、祥云……”

這是常沙娜在美國學習設計課時的場景，如今想起來，她仍然覺得非常有趣。

促成這段留學經歷的，是一位加拿大籍的猶太人葉麗華。

1946年，常書鴻將他和女兒的部分作品拿出來，在蘭州雙城門辦了個《常書鴻父女畫展》。展覽反響很大，很多人開始了解并走進敦煌藝術。

畫展期間，葉麗華對常沙娜的才華大加贊賞，希望能帶她去美國學習。過了三年，在思來想去、考慮諸多因素并征求好友意見后，最終，常書鴻答應了讓女兒留學的事情。

1948年10月，常沙娜從南京出發，飛往美國。這是她第一次坐飛機，頭暈，惡心，離開父親、弟弟、敦煌……她嚎啕大哭。情感的失落、身體的不適與飛機的轟鳴攪在一起，她就這樣哭泣著，走進了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

在波士頓，她學習了素描、透視、色彩、繪畫、設計、人體解剖、美術史……結識了一些朋友，還在暑假期間打工掙錢，在美國的留學生活平靜地進行著。她還參加了當時美國最有影響的中國學生團體——“北美基督教中國學生會”，認識了不少進步留學生，也逐漸有了進步意識。

從新中國成立之日起，留美學生歸國勢頭大增，“去建設一個新的中國”成為當時縈繞學子們心頭的共同向往。他們一批又一批的回國，尤其是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更希望回到自己的祖國去。“不管怎么樣，我們都要回去，”這成了當時大家的共識。

在國際友人愛潑斯坦的鼓勵下，常沙娜只身飄揚過海，回奔祖國。

在歸國輪船上，還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情。常沙娜認識了化學博士蕭光琰，在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對此類人才進行封鎖堵截，他能回國著實不易。在經過橫濱時，恰巧趕上圣誕節，蕭光琰邀請常沙娜一起上岸購買節日禮物。返回時，常沙娜抱著禮盒，樂呵呵說聲“圣誕快樂”，檢察人員便沒有檢查，讓她直接上船了。不過后來她才知道，自己為新中國帶回了一份非常特別的“禮物”——化學研究領域的急需資料。

就這樣，整整二十八天，她回來了！

林徽因先生（圖片來自網絡）

梁林身邊，從繪畫走向工藝美術

“梁先生個子不高，

是個和藹可親的‘小老頭兒’。

林徽因先生氣質高雅，

但已病得非常瘦弱，

爬臺階走兩步就得歇一歇。”

這是常沙娜初見梁思成、林徽因二人時的印象。從美國回到廣州后，此時正在故宮午門籌備“敦煌文物展覽”的常書鴻與女兒聯系，要她馬上到北京協助。1951年4月，展覽籌備一切就緒。常沙娜又接到父親安排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接待梁林二人。

敦煌藝術同樣也是梁林夫婦二人的至愛，他們身體都不好，平時幾乎不出門，卻在那天呼哧呼哧地登上了高高的臺階，并堅持看完了整個展覽。二人一進展廳就驚呆了。常沙娜回憶，“我注意到梁先生的嘴唇微微顫抖，林先生清秀蒼白的臉上竟泛起了紅暈，那種對敦煌藝術發自內心的癡情真是令人感動。”

第二天，常書鴻告訴女兒，二老希望她去清華大學做助教，在敦煌圖案上配合林徽因做些工作。常沙娜答應了。

對于這段經歷，她頗為感慨：在學歷都沒有完成的情況下，忽然接到清華大學的聘任，非常意外，受寵若驚。直到現在，她還認為：如果不是在新中國剛成立那個百廢待興的特定年代，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二人破格推薦，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而這個意外機緣也改變了她的一生，她沒有繼續去中央美院學習、走繪畫的路，而是從此轉向工藝美術、藝術設計，并從事了藝術設計教育，而這條路一走就是一輩子。

那個年代，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經濟封鎖，原本主要依靠外銷的景泰藍，此時既不能出口，國內也沒有市場，整個行業一片愁云慘霧。

林徽因雖身體不好，思維卻非常活躍敏捷。她想到：舊時景泰藍產品的圖案風格需要改造，像清末慈禧太后時代那種繁瑣雜亂的宮廷風格，不能代表中華民族傳統藝術的精華。我們要繼承的是本民族優良的傳統，而且不僅僅是傳承，還要發展出新時代的民族工藝，它們必須是民族的，也必須是今天的。作為北京的特種工藝，景泰藍要得到很好地發展，需利用傳統工藝技術，改進他們的功能、造型和裝飾設計，將陳設品轉化為日用品，和人民的日常生活結合起來。

1952年，在林徽因指導下，師生們為即將召開的亞洲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設計國禮。常沙娜設計了以敦煌隋代藻井圖案及和平鴿圖案為元素的頭巾、還有一款景泰藍盤子，同其他師生的作品一起，在各國代表間大受歡迎。

人民大會堂宴會廳的頂燈由常沙娜設計（圖片來自網絡）

佛教藝術裝飾，運用到新中國工美事業當中去

“要借鑒民族傳統，

要探索創新中國建筑藝術的新形式和新內容，

古為今用，

洋為中用。”

這是在設計人民大會堂期間周總理的指示，至今常沙娜都記憶猶新。

1953年，全國院系大調整，常沙娜被調離了清華大學，調入中央美術學院的實用美術系。1956年周總理親自批示，建立了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正是以實用美術系的原本人馬為基礎。1958年，作為慶祝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的獻禮，首都“十大建筑”的設計任務就落在了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頭上。

常沙娜被分到了人民大會堂組，而周總理更是親自指導了大會堂的設計，他說：“萬人大會堂是人民的會堂，臺上臺下應該融為一體，要表現‘海天一色、渾然一體’的形式和功能，不要用包廂……” 

常沙娜負責大會堂宴會廳的天頂裝飾設計，整個過程就是一個非常完整實際的學習過程。

人民大會堂宴會廳頂燈整體效果（圖片來自網絡）

受敦煌藻井圖案啟發，她在天頂正中設計了一朵唐代風格的由花瓣構成的圓形浮雕大花。最初設計時，她只在裝飾性上下功夫，對于功能并未做太多考慮。建筑設計院的工程師張镈提醒她，只設計花瓣不行，要把通風口及照明燈組合起來；中心只搞花蕊不行，要把中心與燈光結合起來；光考慮照明不行，要把外圈小花和照明燈聯結起來……受到張镈的指導點撥，常沙娜最終的設計方案是將唐代的花飾圖案同通風、照明的功能以及不同的材質統一起來。它們既是天頂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十分巧妙地組合在富麗堂皇的敦煌風格圖案里。

通過這一實踐，常沙娜真正體會到，藝術設計絕不是紙上談兵，必須將藝術形式同材料、工藝、功能相結合，必須發揮集體的通力合作精神。

常沙娜設計了人民大會堂建筑外立面的琉璃瓦門楣

除了宴會廳的天頂，她還設計了大會堂建筑外立面的琉璃瓦門楣、臺階上花崗巖浮雕的須彌座圖案等。

在那個百廢待興的火紅年代，“十大建筑”給了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一個大展才華的空間，使他們迅速成長起來。

常沙娜回憶，“面對建筑工程中諸多復雜的工藝和工程程序的制約，我在設計實踐中得到了實實在在的鍛煉和學習，體會到自身掌握扎實基本功的重要性，領悟了集體力量的偉大，以及在整體合作中保持寬容和理節的必要性。‘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我們學習著，實踐著，體驗著，這一切都成為我后來成長中的重要信念和原則”。

常沙娜在北京建筑大學做講座

文化進步，中華民族的文脈必須保留

“現在流行追求洋的，

不行，不能這樣。

我們有自己的傳統，

五千年的傳統，

歷史在發展、在承前啟后。”

這些話表明，文脈不能丟，是常沙娜在藝術設計方面的底線。

曾經從里到外都“洋”過一遍的她，在面對“洋”的東西時，非常地客觀冷靜。在她看來，中國人的藝術就要有自己的顏色。比如發色，要根據中國人的面貌外觀來設計，不要盲目染成紅的、綠的、黃的，畢竟黑色才是我們的本色。

她說：“無論如何，都不要忘了我們的根，我們的文脈”。

我們的談話進行了一個多小時，順利、愉快而難忘。快結束時，她耐心點評了我們的一些設計作品。一個長者，又是頂級大師，卻毫無架子地給予諄諄教誨。突然想起，1982年她調任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領導班子時，依然堅持給學生上課的故事。即使到了現在，即使退休多年，她依舊不忘將自己的知識經驗、對傳統文化的深情厚誼傳播給更多的人。

常沙娜1947年的作品《供養菩薩》（晚唐14窟）

結束時，她微笑著送我們出門，眼神真誠純凈。感動的同時，我們每個人的心底，其實都收獲了一片“幸運草”。

的確，我們也是幸運的，能有幸聆聽到中國工藝美術設計界頂級大師的人生教誨，能有幸擁有數千年璀璨的中華傳統文化，能有幸能做自己喜歡的佛教藝術事業……

突然想起2008年常先生被診斷患有乳腺癌，她毫不猶豫地走進手術室，放療、化療……之后成功戰勝病魔，身體恢復得很好。她說，這場病讓她看到生命的堅韌，更感受到時間的緊迫，因此必須珍惜時間，“老驥揚鞭自奮蹄”。她希望能繼續采到“幸運草”，為祖國、黨、人生做完自己做的事，沒有遺憾地走完今生幸運的路。

如今，這位87歲的“敦煌少女”，仍然在為傳承敦煌藝術、弘揚中華傳統文化而不停奔走效勞。而年輕的我們，更應當珍惜時光、不畏坎坷。在通往佛教藝術殿堂的幸運之路上，熱情執著、不斷前行。（文字：李芳圖片：劉迪仵楠）

永遠的“敦煌少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