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19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到敦煌研究院視察莫高窟、察看珍藏文物和學術成果展示，了解文物保護和弘揚傳承敦煌文化藝術情況，同敦煌研究院的專家、學者和文化單位代表座談并發表重要講話。作為一名畢生從事敦煌莫高窟保護研究的文物工作者，我親耳聆聽習近平總書記對敦煌文化保護傳承工作的重要講話，備感振奮。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是我們做好文物工作的重要指針，激勵我們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

敦煌文化是各種文明長期交流融匯的結晶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深刻指出：敦煌文化是各種文明長期交流融匯的結晶。我國自漢代以來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敦煌始終以中華傳統文明為根基，不斷吸納著來自其他地域和民族的文明成果。多元一體的敦煌文化始終傳承著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同時又閃耀著古代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臘文明的璀璨光芒，成為舉世矚目、特色鮮明的地域文化。

敦煌，地處河西走廊西端，西鄰西域。絲綢之路開通后，自“西海”（地中海、里海）東行經西域門戶伊吾、高昌、鄯善三道，總湊敦煌。作為漢王朝的西部邊陲，敦煌所具有的控扼東西交通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它成為漢王朝經略西域的橋頭堡，奠定了敦煌文化的舞臺。

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屬于青銅時代的四壩文化火燒溝類型的先民，就已經開始了對敦煌地區的開發。前121年漢武帝開疆擴土，敦煌地區正式納入漢王朝版圖，為西域的經營拉開了序幕，進而使中西交流成為漢王朝的國家行為。前111年設敦煌郡以后，不少內地的世家大族遷入敦煌定居，這些世家大族帶來的中原文化與當地少量原居民所積淀的與西域、中亞千絲萬縷的文化因素，共同構成堅實的漢晉敦煌文化土壤。而這種以移民為主體的居民，及在新遷地域共克時艱的開發經歷，使他們較少拘泥于區域的異同，而更富于相互理解和包容，終于形成這一地區自覺的包容并蓄的文化基因。這樣就使漢族與月氏、匈奴遺緒及以后與鮮卑、粟特、吐蕃、回鶻、黨項、蒙古等少數民族的和平共處成為常態。

從漢代懸泉置遺址出土的西漢昭帝（公元前86—前74年）以后的簡牘表明，懸泉置驛站的一個重要職能是接待西域諸國來漢廷的使節，曾接待過來往于漢廷和西域之間的大月氏、康居、龜茲、罽賓、大宛、烏孫、于闐、精絕等29國使節。敦煌在東漢明帝（公元58—75年）時期就將“浮屠”這一具有特定文化內涵和指向的外來詞語用作地名，可見敦煌作為漢王朝西陲郡治，已成為了解異域文明的窗口和文化交融的首善之區。漢末三國期間來華的著名譯經高僧、居士安世高、安玄、支樓迦讖、支謙、康巨、康孟詳、康僧會、白延等，正是分別來自西域的安息、大月氏、康居、龜茲等國。三國兩晉至十六國時期，佛教在敦煌逐漸扎根，與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道教文化并存并進，發展成為當地的主要宗教之一。始鑿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的莫高窟，則是敦煌佛教文化發展的最顯著標志。

中國現存四大石窟中，云岡、龍門石窟皆因北魏諸帝尤其是孝文帝所置，雖均地處京都，但因人置廢，故都具有很強的時段性。麥積山石窟最得山水地利靈秀，自是禪僧遁世隱修的不二之選。而敦煌是河西諸綠洲中為戈壁環繞的最小綠洲，其經濟實力與帝都及開發較早的甘肅東部相較，差距之大不可以道里計。但又是什么原因使從東而來的樂僔和法良獨獨垂青于此呢？

撩開樂僔于此“忽見金光，狀有千佛”及法良所見“諸多神異”的神化面紗，真實的答案只能是——適宜的自然和文化生態環境。可以說，正是敦煌地區這樣特定的連接東西、溝通中外的文化窗口功能及三百多年佛教文化的浸潤所積淀的豐沃的佛教文化樂土，促使樂僔、法良肇始于此“架空鐫巖”。盡管敦煌地區此后亦屢歷兵燹，最終仍然造就了一千余年各朝開窟不輟、歷代造像迭新的特殊佛教圣地，遺存了以大量中古文書與其他各類文物所構成的優秀人類文化遺產。

伴隨著20世紀初敦煌石窟藏經洞文獻的發現、流散和傳播，在中華文化的譜系中催生了舉世矚目的“敦煌學”，使敦煌走向世界。王國維先生將殷墟甲骨文、敦煌塞上及西域的漢晉木簡、敦煌石窟藏經洞的六朝及唐人寫本、北京內閣大庫的元明以來書籍檔冊稱作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中國學術史上的四大發現，而敦煌一地所出便占其二。其中敦煌塞上木簡是指斯坦因在敦煌長城遺址采集的數百枚木簡。20世紀90年代初，敦煌懸泉置遺址考古發掘又獲漢晉木簡數萬枚。這些科學發掘的木簡資料極大地充實了敦煌文化的內涵。

敦煌文化的內涵非常廣泛，作為以地冠名的地域文化，其核心無疑應以敦煌木簡和敦煌石窟群（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東千佛洞及肅北五個廟石窟等）的石窟考古、石窟藝術以及藏經洞文獻的綜合研究為標志。

敦煌佛教的發展與興盛，歷代世家大族、甚至皇室貴族是主要推動者。在莫高窟，凡是規模宏大、藝術精美的洞窟多為世家大族所建，且形成一種傳統：往往一家一窟，或一族數窟，或父子相繼、甚至祖創孫修的營建傳統。在世家大族和皇室貴族的帶動下，下級官吏和一般世庶民眾也熱衷于開窟造像。除莫高窟外，在敦煌西千佛洞、肅北五個廟、瓜州榆林窟等，都留下了大量的僧俗各階層民眾開鑿的洞窟。

揭開佛教教義的神秘帷幔，敦煌壁畫豐富多彩的佛國世界正是當時現實世界的真實折射。我們從繁盛神秘的宗教文化的背景下，所看到的當時人們的生產生活、民俗節慶、婚喪嫁娶、喜怒哀樂等人生百態，如農作圖中的滿足和親切、嫁娶圖中的喜悅和熱烈等，就不再有時間的距離而可以直接對話；建筑、服飾、用具、工具等具有不同時代烙印的物質造型，如普通民居的樸實可信、帝都崇樓的天國藍本，則似乎觸手可及、可感可知，從而構成敦煌中古時期活靈活現的社會文化發展演變的圖譜。敦煌壁畫所包涵和直接反映的歷史、民族、文化、教育、經濟、建筑、科技、民俗、生產生活、醫療衛生、東西交流、漢晉傳統文化與佛教文化的關系、寺院、宗教、宗教流派、參禪儀軌、石窟形制、石窟（壁畫、雕塑）藝術、世族關系、供養方式等豐富內涵，就不再是抽象的概念。它們不僅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東西文明交融的文化寶藏，而且還具有古代文明的博物館功能。

在敦煌文獻中，僅藏經洞出土文獻就達五萬多件，目前可知有明確紀年者上起西晉永興二年（公元305年），下至北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加上敦煌石窟北區近年考古發掘出土的西夏文、回鶻文、藏文、蒙文（含八思巴文）、梵文（含婆羅迷文）的元代佛教典籍以及敘利亞文《圣經》摘錄等文獻，它的起止上下限與敦煌石窟的開鑿基本同步，也歷時千年。這些文獻以多種文字的寫本為主，還有少量印本。約占90%的佛教典藏著作不僅充分展示了敦煌地區活躍的佛教文化背景和諸家爭鳴、并存的良好文化氛圍，佛教文獻本身還具有極為難得的拾遺補缺和校勘的歷史文化價值。而道教、景教（基督教）、摩尼教典籍和古藏文、粟特文、于闐文、回鶻文、梵文佛教典籍，從一個側面反映多元文化交流的面貌。其他文獻雖總量不大，內容卻極為豐富，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地理、民族、語言、文學、教育、天文、歷法、算學、醫學、科技、美術、音樂、舞蹈、體育等，幾乎包含了中古時期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而且文化內涵遠遠突破了敦煌本身的地域局限，足以代表中華文明及與西方文明的文化交流背景，因而堪稱中國中古時期的百科全書。

由于敦煌地區多民族、多種宗教、多種文化長期并存，致使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體現出鮮明的地域文化特點。如特定地理條件下發達的商業經濟生活形態、復雜的城市居住布局、獨特的飲食結構和形式、華美多姿的服飾裝扮、具有濃郁佛教氛圍的歲時節令、不棄傳統善融新俗的嫁娶喪葬等，其社會生活的豐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

當中國的絲綢、陶瓷、紙張等通過絲綢之路源源不斷地傳到西方時，西方人也同時帶來了中國過去所沒有的葡萄、苜蓿、郁金香等植物，獅子、豹及西域名馬等，還有精美工藝品，如金屬工藝、琉璃和玻璃、呢絨、毛毯及各種裝飾物等。許多外來的物品在敦煌壁畫中留下了大量的形象資料，如初唐第209、329等窟的藻井圖案中的紋樣裝飾。敦煌壁畫受印度和西域的影響，其中的獅子和大象等形象，也描繪得比較真實。

南北朝到隋唐時期，波斯的工藝品通過絲綢之路大量傳入了中國，如狩獵形象是古代波斯最流行的主題，表現狩獵形象的銀盤就曾在中國北方多有發現。波斯薩珊朝（3—5世紀）正是羅馬帝國強盛的時代，歐洲的羅馬文化、西亞的波斯文化與中國文化在從中亞到西亞的遼闊地域相碰撞，處處留下了文明交匯的印痕。敦煌西魏第249窟窟頂壁畫中就有波斯風格的狩獵圖。隋到初唐時期敦煌彩塑與壁畫菩薩的服飾中，出現大量的波斯紋飾，如聯珠對鳥紋、聯珠對獸紋、菱格獅鳳紋等。

玻璃、琉璃最初傳入中國時，只有帝王和一些貴族能夠擁有。在隋唐敦煌壁畫中，如初唐第401窟的菩薩手持玻璃碗，碗邊還鑲嵌著寶珠，盛唐第199窟的菩薩也手捧一玻璃杯，杯中插花。類似的玻璃器皿，在不少洞窟壁畫中均有出現，反映了當時玻璃器皿的流行。香爐作為禮佛的供器，往往借鑒外國樣式而制作。

敦煌，作為海上絲綢之路開通前國際交往的通都要邑，多元文明的薈萃交融在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獻中均得到充分體現。在中國古代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的主脈中，同時蘊涵著古代印度文明、希臘文明、波斯文明和中亞地區諸多民族的文化元素。因此，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是各種文明長期交流融匯的結晶。

敦煌文化展現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懷和文化自信

習近平總書記在敦煌研究院的講話中深刻指出，研究和弘揚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歷史遺存背后蘊含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價值理念、道德規范等，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要揭示蘊含其中的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懷和文化自信。

大量的各類歷史文物遺存，啟示我們去認識敦煌文化內涵的博大精深。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佛教在古代敦煌宗教文化中始終占據著主要地位。佛教文化的昌盛，不僅體現在中國大乘佛教的各個主要思想宗派的相互促進和發展，傳譯、抄寫佛經以及開窟造像、舉行法會等正統的宗教活動的頻繁和規模，也體現在敦煌古代人民的日常生活、歲時節慶和娛樂活動中所反映的幾乎無時、無處不在的佛教文化印跡。同時，道教作為土生土長的中國宗教，也以它所特有的根深蒂固的多神崇拜的思想方法存在于古代敦煌。另外，其他外來宗教如祆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蘭教等，也在特定的民族文化圈內暢行其道。敦煌文化這一現象的價值在于不同文化價值體系的和睦相處。

敦煌文獻中還有大量非漢語文獻，許多是已經消失的“死語言”，如回鶻文、于闐文和粟特文等。這些文獻對于相關民族的歷史文化研究的價值和意義自不待言，其與漢文文獻以及多種宗教的共處、交流本身，展示了敦煌文化的自信、自由、開放和包容并蓄。在這樣文化基礎上的文化昌盛和博大精深，是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這種文化昌盛的因果邏輯，對于我們今天的文化建設和價值取向，應該具有很強的啟示意義。

作為絲綢之路上的貿易和商業都市，敦煌的商業文化很興盛。敦煌文獻中有不少反映商業活動和糾紛的文書。如《塑匠都料趙僧子典兒契》是一份私人間訂立的契約文書，內容為塑匠趙僧子因缺少勞作工具，將自己兒子典給親家。這些文書，其實也反映了敦煌商業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契約精神。

古代敦煌文化表明文化與教育始終緊密結合在一起，充分發揚以文化人的職能。文化學術方面的建樹主要體現在對傳統儒家經典的研究、闡釋和史書研習、地志、地理典籍的撰修等方面。自敦煌開郡伊始，就設立學校教書育人，使敦煌文人代出、雅士不絕，在這種文化教育氛圍中的敦煌文學與藝術也別具豐采。敦煌文學作品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傳世文人詩文的抄本，屬傳統的文人士大夫的正統文學作品；一類是以講經文、變文、詞文、話本、緣起故事、俗賦、曲子詞、白話詩等為代表的俗文學作品。特定意義上的“敦煌文學”顯然是指敦煌特有的俗文學，它鮮活、明快，具有濃郁的宗教、生活氣息。鴻篇巨制《維摩詰經講經文》，已經孕育了后代章回體白話小說的雛形。藏經洞所出敦煌講唱文學作品近200個寫卷，包括近80篇作品。敦煌文學作品真實呈現出多姿多彩的唐五代民間文學面貌及發展演化脈絡，其體制形式和語言風格對宋元話本、元雜劇、明清章回小說等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中國文學史的認識。

敦煌的文學藝術體現著兼收并蓄、自信創新的恢弘氣度。敦煌壁畫題材極為豐富，壁畫繪制積極汲取相應時代最先進的繪畫技法和理念，于線條和色彩的騰轉挪移中緊扣時代脈搏，深涵經義意蘊，致使畫作美不勝收。主要有佛像畫、佛經故事畫（包括本生故事、佛傳故事、因緣故事）、中國傳統神話畫、佛教史跡故事畫、經變畫、供養人畫像、裝飾圖案畫等。在兩晉南北朝至隋唐時代中原畫家作品大都失傳的今天，敦煌壁畫就成為我們認識中古時代中國繪畫史的重要依據。在南北朝時期，傳自西域的畫法逐漸被中國的畫家所吸收，畫史記載北齊畫家曹仲達畫人物衣紋稠疊如出水之狀，被稱為“曹衣出水”。南朝張僧繇曾采用“凹凸法”在南京一乘寺繪制壁畫。曹、張的畫法正是傳自印度和西域的畫法，在敦煌早期壁畫中十分流行，如北涼第275窟、北魏第254窟等壁畫中，描繪人物通常沿人體輪廓線用重色暈染，中央部位則較淡，體現出立體感。這一技法與印度阿旃陀石窟第2窟、第17窟等窟中的壁畫人物完全一致，說明是來自印度的畫法。在新疆的克孜爾石窟也采用了同樣的技法，也稱“西域式暈染法”。

盛唐時代，被稱為畫圣的吳道子把中國人物畫藝術推向了高峰。吳道子的大量繪畫作品繪于長安和洛陽的寺院，隨著這些寺院的湮滅，壁畫也就不存在了。敦煌第103窟東壁維摩詰經變中，以勁健的線描，略施淡彩，勾勒出一個氣宇軒昂、雄辯滔滔的維摩詰形象；第158窟南、北壁表現涅槃經變中的弟子及各國王子，人物神態生動，線描流暢而遒勁，色彩相對簡淡，正是吳道子一派的人物畫風格。唐代第39窟、172窟、321窟、320窟等眾多洞窟中的壁畫飛天形象，表現飛天輕盈的體態，流暢而飄舉的衣飾飄帶，也體現著“吳帶當風”的氣韻。從南北朝到宋元時期，敦煌繪畫雖然也具有本土的特點，但從藝術發展的大趨勢來看，始終受到中原地區繪畫發展的強烈影響，中原出現的新畫風，總會迅速傳到敦煌。因此，敦煌藝術的發展從某種意義上看，就是中國美術史的一個縮影。

敦煌石窟幾乎每窟皆有樂舞形象，壁壁盡是曼妙舞姿。難得的圖像與相關敦煌文獻互為印證，為了解中國古代音樂舞蹈的發展提供了生動翔實的資料。其所表現的音樂內容，展示了一個從早期對印度、西域風格的模仿，到隋唐以后中國民族音樂逐步形成的歷史過程。舞蹈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早期舞蹈較多印度、西域及北方游牧民族風格，隋唐在融合基礎上題材、類型不斷豐富，形成氣勢恢宏的民族化新風尚，迎來了大唐盛世舞蹈藝術的黃金時代。其中展現的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懷和文化自信，為我們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提供了豐富的精神支撐。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習近平總書記在敦煌研究院的講話中強調，要加強對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的研究，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自漢以來，地處絲綢之路交通要道的敦煌就是多民族雜居的地方，中古時期的敦煌及周邊地區長期存在著吐蕃、回鶻、黨項等少數民族政權，這些民族在一定程度上又影響著敦煌的居民，形成了漢民族與周邊各民族和諧相處、文化交融的狀況。因此，敦煌文化具有多民族文化并存的顯著特點。

敦煌壁畫不僅展示了中古時期漢民族服裝演變的歷史，而且保存了古代西北多個民族的珍貴服飾資料，可稱為中國服飾文化的寶庫。除了北朝時期的鮮卑族外，中唐時期出現了吐蕃人物形象，如第159窟的吐蕃贊普頭戴朝霞冠（指紅氈高帽），辮發束髻于耳側，頸飾瑟瑟珠，身披大翻領的左衽長袖缺袴衫，腰束革帶，長靿烏靴。北宋末期，回鶻勢力在敦煌一帶強大起來，壁畫中出現了不少回鶻人供養像，如第409窟有回鶻王及王妃形象，回鶻王戴桃形高冠，身著團龍紋的圓領窄袖袍，腰系蹀躞帶。回鶻王妃則頭戴桃形鳳冠，耳墜大耳環，身著大交領的窄袖長袍，這是典型的回鶻服裝。

11世紀西夏統治敦煌以后，壁畫中也留下了西夏黨項族的服裝。如榆林窟第29窟西夏武官供養像，人物頭戴云縷冠，身著圓領窄袖袍，腰間有護髀，束長帶，足登烏皮靴。女供養人像，頭戴高髻小團冠，身穿交領窄袖衫，百褶裙，弓履。小孩形象是頭頂禿發，也與文獻記載相符。西夏服裝，可說是漢、夏混合裝。元代壁畫中有蒙古族人物的形象，如榆林窟第6窟明窗壁畫中有4鋪夫婦二人供養像，男子頭戴寶頂蓮花冠，垂辮髻，著質孫（蒙古民族的袍式一色服），足登六合長靿靴。女子頭戴顧姑冠，身穿交領窄袖長袍。

“異族婚姻”也是敦煌地區婚姻關系的一大特色。不同民族的人們在長期相處、共同生活的過程中，不斷加強交流和相互了解，以至于打破民族和國家的界限，相互通婚。敦煌文書《雜抄》中有“慈到郡，處平割中，無有阿黨。胡女嫁漢，漢女嫁胡，兩家為親，更不相奪”的記載，說的是早在三國時倉慈任敦煌太守時就有胡漢通婚的情況。唐宋時期敦煌石窟壁畫繪有胡漢通婚的圖像，如榆林窟第38窟西壁的婚禮圖，分別著回鶻裝和漢裝的男女來賓圍桌而坐，圍幔內新人正在行禮，新郎頭戴幞頭，著漢式袍服，正在彎腰行禮，旁邊站立著頭戴桃形冠，頸飾瑟瑟珠的回鶻新娘，畫面生動地反映了漢族與回鶻族之間通婚的場景。

近年來，隨著藏經洞所出非漢語文獻的破譯與解讀，少數民族文學也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如吐蕃文、回鶻文的文學作品。吐蕃文文學作品最引人注目的是印度著名長篇史詩《羅摩衍那》的譯本，此類寫卷有6件，可能為吐蕃時期傳入。將敦煌出土的吐蕃文本與梵文精校本《羅摩衍那》比對，發現無論內容還是篇幅，精校本的梵文本恐怕都遲于吐蕃文本，從而揭示出敦煌吐蕃文本的重要價值。古代藏族人還翻譯了不少古代漢語文學、史學名著，如《尚書》、《春秋后語》及《孔子項托相問書》等，上述吐蕃文寫卷在敦煌藏經洞中也都有發現。

回鶻文作品如講唱文學《善惡兩王子的故事》，這個故事漢文本采用的是對話形式，回鶻文本被改為陳述式。此外，還有回鶻語韻文體《觀音經相應譬喻譚》作品。在一個回鶻文佛教詩集殘卷中，我們還可看到必蘭納識里根據漢文佛典而創作的回鶻文詩歌《普賢行愿贊》。

敦煌文獻中保存了古藏文的《火灸療法》、《雜療方》等，代表了藏醫學的成就。《醫理精華》本是印度很有影響的古典醫學的代表著作，藏經洞保存了譯自梵文的于闐文《醫理精華》。漢、藏、印等不同文化系統不同語言文字醫學文獻的共處，展示了不同醫學文化在敦煌地區的交流和相互借鑒。

今天的敦煌文化研究要在以往歷史學、考古學研究的基礎上加強對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加強中國西部少數民族文化研究，中亞、西亞以及南亞印度文化與中國古代文化交流的歷史研究。古代于闐文、吐火羅文、粟特文、回鶻文、梵文、西夏文等民族文字研究被稱為“冷門”和“絕學”，但這些“冷門”和“絕學”往往可以為我們認識古代歷史打開新的窗口，成為中國古代歷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突破口，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歷史的借鑒。

保護傳承文化遺產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

習近平總書記在敦煌研究院的講話中，對敦煌文化保護研究工作表示肯定。要求我們加強對國粹傳承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支持和扶持。特別強調，把莫高窟保護好，把敦煌文化傳承好，是中華民族為世界文明進步應負的責任。要求我們努力把研究院建設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典范和敦煌學研究的高地。

回望敦煌研究院數十載風雨歷程，一代又一代莫高窟的堅守者正是在黨和國家文物工作方針政策的指引下，以保護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高度自覺，以“堅守大漠、甘于奉獻、勇于擔當、開拓進取”的莫高精神，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使千年古老遺產重新煥發出熠熠光彩。

16世紀中葉，隨著陸上絲綢之路衰落，嘉峪關封關，莫高窟長期無人管理，任人破壞偷盜，神圣的佛教藝術殿堂幾成廢墟。敦煌藏經洞文物的浩劫，被中國學者稱為我國學術一大傷心事。為了改變“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局面，幾代中國學者頑強奮斗，為中華民族學術自信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成為中國學術自信的一個典范。

1944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以常書鴻為代表的一批志士仁人、青年學子，身赴大漠戈壁，艱苦奮斗，初創基業。新中國誕生后，更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莫高窟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開展了搶救性保護。20世紀80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擴建為敦煌研究院，擴大編制、增加部門、匯聚人才，莫高窟事業邁入了國際合作、科學保護、弘揚傳播的嶄新階段，迎來了生機勃勃的春天。

2003年，我們建議的《甘肅敦煌莫高窟保護條例》專項法規，經甘肅省人大常委會制定頒布實施。《條例》頒布后，我們進一步制定了莫高窟保護、旅游開放洞窟標準和游客預約管理等規章制度。在文化遺產保護范圍內，無論旅游基礎設施或辦公設施，嚴禁破壞莫高窟的本體和環境風貌、嚴禁建設違規商業設施。《條例》為莫高窟的保護、利用與管理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支撐和保障。

莫高窟的保護是一項艱巨而復雜的系統工程，敦煌研究院與國內外科研機構合作制定了《敦煌莫高窟保護總體規劃（2006—2025）》。《規劃》在對莫高窟文物本體及其環境的保護、保存、利用、管理和研究分別作出系統科學評估的基礎上，制定出總體規劃的目標、原則和實施細則。為保護、利用和管理莫高窟提供了專業性、權威性、指導性的依據。至今已有效實施了10多年。

敦煌研究院遵照《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及其《操作指南》確定的真實、完整、可延續地保護世界文化遺產的最高理念，不僅保護莫高窟本體各個時代的所有洞窟、壁畫和彩塑，而且還保護歷史留存的所有的人文和自然環境，因為歷史的人文和自然環境是文化遺產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我們不僅著眼于當代的保護，而且努力做到完完整整、原汁原味地將莫高窟的全部價值和歷史信息傳給子孫后代。

敦煌研究院多年來始終遵循“不改變原狀”的文物保護要義，采取多種保護技術措施，實施莫高窟崖體和洞窟加固，搶救了許多洞窟精美的壁畫和彩塑；針對莫高窟壁畫和彩塑逐漸退化，采用數字化技術，逐步實施莫高窟全部文物的數字化儲存；為提高莫高窟保護的主動性和預見性，以風險管理理論為指導，進一步開啟了預防性保護，建立了莫高窟安全技術防范系統等，防患于未然。這些措施都體現了文物本體及其環境“不改變原狀”的保護精髓，真正讓莫高窟得到真實、完整的有效保護，讓莫高窟“延年益壽”。

敦煌研究院在保護好文物的前提下，科學合理地為旅游開放創造條件。為充分發揮莫高窟的教育弘揚傳承功能，精心挑選了不同時代、不同窟型的典型彩塑和壁畫等代表性敦煌藝術向游客開放，使游客在短時間的觀賞中能看到洞窟的精華。為使游客能深度觀賞，還在莫高窟建設了博物館和藏經洞陳列館，進一步解讀莫高窟的文化價值。敦煌研究院還通過數字敦煌使莫高窟文化藝術走出洞窟、走出敦煌、走出甘肅、走出國門，多次在國內外舉辦敦煌藝術展覽、敦煌壁畫藝術精品高校公益巡展，走近大眾。通過數字網站中英文版上線，使全球可以在線共享“數字敦煌資源庫”30個洞窟高清數字圖像和虛擬漫游節目，運用新媒體平臺講好“敦煌故事”，讓輝煌燦爛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世界影響力越來越大，積極推動敦煌文化研究服務共建“一帶一路”。

莫高窟自1979年正式開放以來，敦煌研究院始終堅持負責任旅游的原則，將保護貫穿于旅游開放的全過程。隨著莫高窟的游客數量迅猛攀升，為了妥善解決文物保護和旅游開放之間的矛盾，我們建成了“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利用數字敦煌檔案資源，將洞窟壁畫、彩塑制作成數字電影。讓游客先觀看4K超高清寬銀幕電影《千年莫高》和8K超高清球幕電影《夢幻佛宮》，在對敦煌藝術有了初步體驗后，再到莫高窟實體適度觀賞洞窟，做到石窟文物保護和旅游開放雙贏。

敦煌研究院與國內外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持續多年開展合作，共同對莫高窟的保護、傳承和管理進行了探索研究，吸收了國內外的先進保護理念和成功管理經驗，學習了先進的保護方法和工藝，使古代壁畫保護在國內居于領先地位，并逐漸與國際接軌。敦煌研究院還采用多種辦法，培養不同層次人才，充分借助國內外合作的有利條件，選送中青年專業人員到國內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進修學習。現已建成一支多學科的專業人才隊伍，為莫高窟的保護傳承事業提供了堅實的人才支撐。

敦煌研究院對莫高窟的有效保護、合理利用和嚴格管理，獲得了國內外廣泛認同和贊許。2010年在巴西召開的世界遺產委員會第34屆會議，將敦煌莫高窟的保護管理、旅游開放經驗作為典型案例，向各國世界遺產地傳播供大家分享。會議形成的大會文件附件文本指出：“莫高窟以非凡的遠見，展示了有效的遺產地旅游管理方法，以保護遺產地的價值，樹立了一個極具意義的典范形象。”

作者：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甘肅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