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47年，嬴政登基，成為新一代秦王。水工鄭國從韓國來到秦國，帶去一個延續十年不為人知的驚天陰謀。

遠交近攻 韓當其沖

在戰國七雄所處的地理格局中，韓國迎面正對秦國東進中原交通要道，是秦國蠶食的主要對象。早在剛進入戰國時期的秦惠公九年（前391），秦國就曾攻打韓國宜陽（今河南省宜陽縣一帶），占領六座城池。

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前317），秦國在脩魚（今河南省原陽縣一帶）大敗韓軍，斬殺8萬韓軍，“諸侯振恐”。

秦昭襄王十三年（前294），秦國再次進攻韓國，拿下武始（今河北省武安市南部一帶）、新城（今河南省伊川縣西南一帶）。韓國聯合魏國，以魏將公孫喜為元帥，率24萬韓魏聯軍進據伊闕（今河南省洛陽市龍門一帶），迎擊秦軍。第二年，秦國名將白起在伊闕大破韓魏聯軍，“斬首二十四萬級，虜公孫喜，拔五城”，韓國元氣大傷。昭襄王四十一年（前266），昭襄王拜范睢為相，大力推行遠交近攻之策，重點蠶食韓國。

昭襄王、范睢本欲通過對韓國進行武力威脅逼其就范，作出發兵進攻滎陽、太行，將韓國“斷而為三”的態勢，但韓國經受住了恐嚇沒有屈服。昭襄王大怒，連年向韓國發動大規模軍事進攻。

昭襄王四十二年（前265），秦軍攻取韓國少曲（今河南省孟州市一帶）、高平（今河南省濟源市一帶）；第二年，白起“伐韓，拔九城，斬首五萬”；次年，白起率兵占領韓國太行山以南地區；昭襄王四十五年（前262），秦國奪取韓國野王（今河南省沁陽市一帶）；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秦軍攻占韓國陽城、負黍（均在今河南省登封市一帶），“斬首四萬”。兩年后，“韓王入朝”求和。昭襄王五十六年（前251），昭襄王薨逝，韓王“衰绖入吊祠”，身穿重孝到祭廟哀悼。

韓王此舉已屬恭順之極，但仍無法阻擋秦軍兵鋒。昭襄王之子孝文王即位三天就去世，孝文王之子莊襄王即位當年（前249），就派大將蒙驁伐韓，占領成皋（今虎牢關一帶）、滎陽（今河南省滎陽市一帶），設置三川郡。韓國國勢危如累卵，朝不保夕。

鑿渠疲秦 萬世之功

據學者共計，從公元前403年立國，到公元前249年，韓國受到秦國較大的進攻多達19次。從公元前265年開始，秦國更是幾乎每年都從韓國手中奪取土地。吃飯、睡覺、打韓國，成為秦國軍民日常生活的保留節目。

公元前247年，莊襄王薨逝，其子嬴政即位。面對秦國咄咄逼人的滅國壓力，韓桓惠王君臣“欲疲秦人，使無東伐”，為轉移秦國東侵的注意力，策劃出一個自認絕妙的戰略欺騙計劃。這就是派遣水利工程師鄭國游說秦國君臣，建議秦國在渭水支流涇水和北洛水之間開鑿水渠，灌溉關中平原農田。

自商鞅變法以來，興修水利一直是秦國耕戰政策的重要內容，關中平原亦迫切需要借助大型水利工程提升糧食生產力。關中平原西起寶雞，東到潼關，北抵北山，南界秦嶺，土質肥沃疏松，便于耕種，但年降水量只有600毫米左右，且南多北少、西多東少，遠遠不能滿足農產物的需水量。同時，由于氣候干燥，蒸發量大，土地鹽堿化嚴重。

缺水成為提高關中平原糧食生產能力的關鍵制約因素，而引渭水、涇水、洛水進行人工灌溉，是破除這一制約因素的主要解決方案。此時秦國國君雖然是13歲的嬴政，但執掌大權的是丞相呂不韋。呂不韋和群臣經過商議，接受了鄭國開挖水渠的建議。

韓國企圖用引導秦國興建大型水利工程的辦法，讓其勞民傷財以致精疲力竭，自動放棄滅韓計劃。此計看似精妙，實則愚拙。若要“疲秦”，只需派建筑大師誘使秦國君臣大建亭臺樓閣、離宮別苑，大肆奢靡享樂，讓其消磨志氣、腐化墮落即可。而韓國卻派工程師出技術幫助秦國興修水利，對其統治重心關中地區進行全方位、整體性的升級改造，無異于親手幫助秦國戰車提升動能，讓其更強有力地碾壓自己。

更關鍵的是，經過自秦孝公到莊襄王六代秦王的持續努力，秦國國力早已樹大根深，根本不可能被幾項超級工程拖垮。韓國兵不血刃退卻秦國虎狼之師的理想很豐滿，但被動挨打的現實卻很骨感。就在秦國開工修渠的第三年，即秦王政三年（前244），秦國大將蒙驁伐韓，又奪取韓國12座城池。驚得目瞪口呆的韓國君臣近乎絕望，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只能坐以待斃。

鄭國雖然是帶著特殊使命來到秦國，但在修渠時毫無保留地貢獻了自己的智慧。鄭國將東西全長約三百里的干渠渠線，布置在關中平原二級階梯的最高線上，位于干渠南部的整個灌區都在其控制之下，保證了支渠以及其他下級渠道的自然引水，從而獲得了盡可能大的灌溉面積。鄭國所開水渠還具有淤灌壓堿的功用，即史籍所載“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渠水中含有大量泥沙，用以灌溉可降低耕土層中的鹽堿含量，顯著改良鹽堿化土壤，從而提高糧食產量。

鄭國開渠工程浩大，用時十年尚未完工。十年時間，足以使秦國發現事情真相。大致在公元前237年左右，在嬴政鏟除嫪毐、呂不韋勢力的時候，秦國查出鄭國的間諜身份，這才知道鄭國挖渠的真正目的。

得知真相的嬴政君臣要把鄭國殺掉，鄭國分辯道，我剛開始是作為韓國間諜來到秦國，“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為韓延數歲之命，而為秦建萬世之功”，開挖這條水渠確實可以給韓國延長幾年氣數，但對秦國國運是利在千秋。嬴政聽后，深感有理，遂讓鄭國繼續修渠。

水渠修成后，灌溉關中平原4萬余頃（約合今天115萬畝左右）土地，每畝糧食產量達一鐘（約合232斤左右）之多。在當時的農業生產技術條件下，這是一個相當高產的數字。關中平原“為沃野，無兇年”，成為秦國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鄭國渠成為秦“以富強，卒并諸侯”的水力發動機。

諫止逐客 百川歸海

嬴政雖然在鄭國問題上將計就計，但也對從六國來秦國尋求發展的士人產生懷疑。加之在處置嫪毐、呂不韋事件的過程中，嬴政發現他們手下任用了一大批六國士人。秦國自孝公商鞅變法以來，在人才使用上一直是重外輕內，即重用外來人才，對本國尤其是宗室人員棄之不用，防止他們威脅王權。秦國宗室大臣對此早就忿忿不平，遂抓住機會向剛親政還沒未形成清晰治國思路的嬴政進讒言，“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游間耳”，六國士人為保護本國不受攻擊，大肆離間秦國君臣感情，“請一切逐之”。

秦王政十年（前237），嬴政下達逐客令，清查國內六國士人，全部驅逐出境。來自楚國上蔡（今河南省上蔡縣一帶）的李斯，亦在被驅逐之列。李斯當初僅是縣里小吏，投奔到荀子門下學習帝王之術。學成后來到秦國在呂不韋門下當舍人，又經由呂不韋推薦到嬴政身邊，先后任長史和客卿。因為逐客令，李斯被迫出走，就在途中給嬴政上了一道流傳千古的《諫逐客書》。

李斯引用了秦穆公用戎人由余、虞人百里奚、宋人蹇叔和晉人丕豹、公孫支而稱霸西戎，秦孝公用衛人商鞅變法圖強，惠文王用魏人張儀破六國合縱，昭襄王用魏人范睢遠交近攻的例子，說明秦國的事業發展是建立在外來人才的貢獻基礎之上。李斯用“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的道理告訴嬴政，只有海納百川，擇天下英才而用之，才能最終實現秦國崛起的偉大目標。

嬴政看到李斯的奏疏后幡然悔悟，趕忙將其召回，官復原職。更重要的是，嬴政及時進行政策調整，廢除逐客令，避免了更大失誤的發生。在重新起用李斯的同時，嬴政還任用來自魏國的尉繚謀劃軍事，用頓弱、姚賈參與外交，他們皆非秦國人，卻為秦國出力，為嬴政一統六國作出重要貢獻。

嬴政逐客之令在很大程度上因鄭國間諜身份暴露而起，秦國在改弦更張后，不但讓鄭國繼續實施修渠大業，更以鄭國的名字命名新修水渠為鄭國渠。由此可見，秦人對經濟的看重，對水利的注重，對實用技術的器重，遠遠超越了政治上的偏見。秦文化中的科學精神、開放意識和寬闊胸襟，彰顯于鄭國渠的修建過程中和渠名的命名上。

鄭國渠修建期間，秦國確實沒有吞并韓國，延緩了韓國的滅亡時間。鄭國渠完工后，秦國國力更加強盛，進一步增強了對六國尤其是韓國的戰略優勢。因此，鄭國渠修成之日，便是韓國大限之時。

秦王政十七年（前230），嬴政命令大將內史騰滅韓，俘虜韓王安，韓國徹底滅亡。隨后，秦國用十年時間，逐一攻滅趙、魏、楚、燕、齊，橫掃六合。公元前221年，一統天下的秦國最終改版為秦朝，嬴政升級為秦始皇。

滅亡六國后，始皇的宏圖并沒有駐足于兩周舊疆，而是向更北的北方和更南的南方繼續前進。在北方，秦始皇修長城，穩定了華夏農耕文明與草原游牧民族的邊界；在南方，則鑿一條水渠運河繼續探索未知邊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