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柏仙山（天臺）

唐詩之路是近年來熱議的學術話題，而浙東唐詩之路又是諸多唐詩之路中提出最早、影響最大的一條，被傅璇琮先生譽為“可與河西絲綢之路并列，同為有唐一代極具人文景觀特色、深含歷史開創意義的區域文化”。浙東唐詩之路得以形成，浙東的自然稟賦是基礎，經濟條件是支撐，文化積淀是核心，其中文化巨擘在浙東的思想創新、文化創造、文學創作則是關鍵。王羲之、謝靈運、智者大師等大批先唐俊彥在浙東的文化活動及其創造，為唐代眾多詩人造訪浙東發揮了先導作用，而初盛唐時期三朝帝師司馬承禎長隱天臺，為浙東唐詩之路的最終形成發揮了關鍵作用。

上清宗師：修道文人群體的標志人物

司馬承禎是初盛唐之際主要宗教（道教）主要流派（上清派）的主要代表。道教思想方面，著《坐忘論》成為宋元道教內丹學的理論先導，并給宋明理學以一定影響。道教煉養方面，著《服氣精義論》，給后世道教以極大影響。道教地理方面，著《天地宮府圖》，成為道教文化地理的基本范式。司馬承禎以淵深的道教造詣，聲名遠播，先后被武則天、唐睿宗、唐玄宗共五次征至京師，乃名動朝野的一代宗師。

司馬承禎作為道教宗師，還開出了上清派南岳天臺系這一重要支系。其弟子薛季昌、再傳弟子田虛應一脈，多居住于南岳、天臺山，或在南岳、天臺山受道，被后世稱為上清派南岳天臺系。該系道徒眾多，涌現了如徐靈府、杜光庭等修道于天臺的高道，極大地擴大了天臺山的影響力，為天臺山成為浙東唐詩之路主要目的地奠定了基礎。

司馬承禎博學多才，詩、文皆工，篆、隸俱妙，擅長繪畫，精通音樂，乃名副其實的文化名流。司馬承禎的道教宗師、文化名流身份使其成為修道文人群體的標志人物。《新唐書·陸余慶傳》所載“方外十友”（陸余慶、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襲微、司馬承禎、釋懷一）是初唐后期最有影響的文人群體之一，成員大多結緣道流，其中多人還與司馬承禎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司馬承禎在群體中有核心影響。《益州名畫錄》所載“仙宗十友”（陳子昂、盧藏用、宋之問、高適、畢構、李白、孟浩然、王維、賀知章、司馬承禎）是初唐后期至盛唐時期熱衷于修仙問道的文人群體，其群體特質在修仙，而造詣最為精深者司馬承禎則發揮著引領作用。司馬承禎已成為文人圈中的道教思想輻射源，這為其后來隱居天臺而文人追慕至天臺形成浙東唐詩之路積累了聲譽。

東入臺岳：天臺山成為主要棲居地

以天臺山為名者，全國有20余座，其中最負盛名的應屬浙江天臺山。此山作為“上應臺宿”的名山，因其偏而不僻的地理方位和“可以精思合作仙藥”等方面的自然稟賦，漢魏以降逐漸變成“神仙之窟宅，羅漢之道場”，積淀了極為豐富的佛道底蘊，而道更勝于佛。黃帝、浮丘公、王子晉、魏華存等大仙降臨天臺山的神話傳說，葛玄、顧歡、陶弘景、徐則、王軌等隱士高道紛至沓來的歷史因緣，葛洪、孫綽等名士的禮贊歌頌，使得天臺山積淀了深厚的道教底蘊，成為六朝以降最為知名的仙山之一。

司馬承禎對天臺山的仙山地位有真切體認，并最終“雅愜素尚”“東入臺岳”。他曾撰文指出天臺山“丹水濟成神之域”“黃云靄不死之鄉”，乃“養真之福境，成神之靈墟”，是王子晉“金庭宰職”之處，是“五岳是司，群神所奉；八洞交會，諸仙游集”之山；著《天地宮府圖》，又將天臺山的赤城山洞列為全國十大洞天的第六位。司馬承禎在嵩山師從潘師正學道有成后，曾遍游名山尋找修真之所，最終選中天臺山，至少有以下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天臺山乃六朝以降最為知名的仙山之一，司馬承禎的太師祖陶弘景等高道都曾登臨；二是天臺山是天下仙山中遠離政治中心但又偏而不僻、適于避亂隱居的絕佳之地，司馬承禎的師叔王軌就曾于隋末動亂之際隱居此山。司馬氏入天臺山，先前可能居于靈墟，后來居于玉霄峰，景云二年（711年）后居于桐柏觀。司馬氏于天臺山“住經二十八載，頻奉敕詔，先生多不就”，可見其“遜遠”于此山“修真”的心志和對此山的鐘情。

紛入天臺：詩人尋訪浙東“樂彼長生道”

天臺山的自然稟賦和道教積淀吸引了司馬承禎前去隱修，而司馬承禎的天臺隱修又吸引了李白前去尋訪。李白于開元十三年在江陵拜會司馬承禎，次年李白即有越中之行、天臺之游，天寶六載李白再次登上天臺山尋仙問道。李白兩登天臺山，且有20余首詩歌或直接歌詠、或關涉天臺山，相較其筆下的其他名山，天臺山在李白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是無可比擬的。司馬承禎與李白，一個是道教宗師兼修道文人群體的思想領袖，另一個是“上為王師，下為伯友”的翰林學士兼曠世詩仙，兩人都具有極大的影響力。承禎的桐柏棲居、李白的天臺尋訪，兩人的浙東情緣，產生了巨大的名人效應，吸引眾多的文人名士紛至沓來，尋訪浙東，問道天臺，為浙東唐詩之路的形成發揮了先導作用，為浙東唐詩之路主要目的地（天臺山）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礎。

唐代有300余位詩人、1000余首詩篇，歌詠或涉及到天臺的人、事、景、物、傳說、典故，其中有百余位詩人登覽過天臺山，大致有三種類型。一是慕名游覽型，如孟浩然、杜甫、顧況、徐凝、李紳、李頻、鄭熏、李郢等景慕“南國天臺山水奇”，于是“欲尋華頂去，不憚惡溪名”；二是學道求仙型，如柳泌、施肩吾、許渾、陳寡言、徐靈府、杜光庭等“來往天臺天姥間，欲求真訣駐衰顏”；三是遁世隱居型，如寒山、拾得、曹唐等“一住寒山萬事休，更無雜念掛心頭”。

唐代有如此眾多的文人名士、詩壇巨擘鐘情于天臺山，或慕名游覽，或學道求仙，或遁世隱居，其中有一個共同的原因，即孟浩然所云“紛吾遠游意，樂彼長生道”，張籍亦有類似的表白“選得天臺山下住，一家全作學仙人”。簡言之，天臺山是求仙長生的佳地、避亂隱居的首選，正如葛洪所云，天臺山是“正神在其山中”“可以精思合作仙藥”又“可以避大兵大難”之處。

詩路成型：浙東唐詩之路中的“早晚向天臺”

中國唐代文學學會認可的“浙東唐詩之路”的內涵和外延，即竺岳兵先生界定的“剡溪唐詩之路”，指唐代剡溪（含浙東運河西段、曹娥江）沿線，涉及臺州、越州（今紹興）、明州（今寧波）三州之地。浙東唐詩之路的主體是一條剡溪（含浙東運河西段、曹娥江）串起兩處平野（鏡湖、剡中盆地）、三大名山（會稽山、四明山、天臺山）。唐代文人名士進入這個區域，有壯游、宦游、隱游、避亂游、經濟考察游和神游等多種類型，其關鍵詞都是“游”，是安頓身心的方外之“游”，不是建功立業的世俗之“進”；有悠游山水的超逸之“樂”，無踥蹀奔競的風塵之“累”。因此，浙東唐詩之路是一條悠游之路、清修之路、隱逸之路，這使其與奔競仕途、關涉政壇的兩京唐詩之路，開疆拓土、建功立業的隴右唐詩之路等區別開來，形成自己的鮮明特色。

浙東唐詩之路沿線中，天臺山至關重要。與同為浙東唐詩之路沿線的其他名山相比，天臺山面積更大、范圍更廣、自然稟賦更優、佛道底蘊更厚，其在唐代的名聲可能更響，最終成為浙東唐詩之路主要目的地。

概言之，天臺山能成為浙東唐詩之路主要目的地，地理環境和自然稟賦是基礎，佛道底蘊是關鍵，而佛道底蘊的增殖中，陳隋之際的智者大師上天臺是佛教底蘊增殖的關鍵點，初盛唐之際的司馬承禎上天臺則是道教底蘊增殖的關鍵點。司馬承禎“入天臺”“棲天臺”“詠天臺”，與其交往的帝王大臣名士詩文“涉天臺”，其開出的南岳天臺系弟子“守天臺”，受其影響的文人如李白等“游天臺”“夢天臺”，共同奏響一曲“揚天臺”的交響樂，飄揚在風塵已倦、渴慕悠游的文人學士的耳畔，不斷吸引他們“上天臺”，為天臺山成為浙東唐詩之路主要目的地，發揮了智者大師上天臺之后的又一關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