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豐沛的文化史資源，為中國文化的繁榮興盛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源源不斷的滋養。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 2022年4月22日，在世界讀書日到來之際，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精心組織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學術研討會，研討張昭軍教授的新著《中國文化史學的歷史與理論》(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推進學科建設。會議由中心主任楊共樂教授主持，孫燕京教授、李志英教授、周文玖教授、林輝鋒教授和湛曉白副教授等出席會議，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30余名碩士博士研究生參加了討論會。

會議現場　會議主辦方／供圖

《中國文化史學的歷史與理論》一書凡12章，40余萬字，系統梳理了中國文化史學興起、發展、沉寂、重興的歷史，分階段剖析了文化史研究的特點及其變化，并結合時代思潮，探討了梁啟超、章太炎、柳詒徵、錢穆等著名學者的學術成就、史學觀念和理論方法，從史學理論層面回答了文化史學是什么、文化史研究的取向和發展道路等基本問題。

書影　會議主辦方／供圖

首先，張昭軍簡要地介紹了該書的選題緣起、基本思路和寫作時遵循的指導原則。他表示，該書的問題意識來自于讀書、教學和研究過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困惑和難題，在寫作過程中，盡可能做到以問題為導向，論從史出，詳人所略，切切實實地解決一些學術問題。

與會學者討論熱烈，全面地分析并肯定了《中國文化史學的歷史與理論》一書所取得的成績，并就今后中國的文化史研究、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科建設發表了意見和建議。

孫燕京研究和講授中國近代文化史近40年，見證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文化熱”和文化史學的“復興”。她分析認為，該書有三個優長。第一，它對一百多年以來中國文化史學的產生和發展，以及近四十年來文化史學的研究進行了系統的歷史梳理和理論思考，因此該書在文化史、文化學科史、文化史學等方面起著發凡起例的作用。第二，該書能夠在當前分散的、相對碎片化的諸多文化史研究成果中整理出學術體系，進而以整體的視野，縱橫結合，建立起理論系統，對文化史研究予以總結和提升，實屬不易。第三，該書是中國近代文化史研究和教學傳統的標志性成果，在兩個方面表現出了充分的自覺性，一是對于中國文化史研究的自覺，二是傳承北師大文化史學術傳統的自覺，對學科建設也頗具啟迪之功。

孫燕京還從歷史建構與歷史真實之間的張力出發，討論了在史學史和文化史意義上，中國近代文化史應如何書寫的問題。她認為，將歷史研究視為一個建構的過程，具有相對的準確性。蘭克學派于史料間排比甄別，進而尋找歷史真實的研究品質，其實深受史料本身真實性的局限。歷史研究固然有還原歷史真相的一方面，同時也受到史家自身思想、意識的作用。因此在求索歷史真相之外，著史的關鍵在于創新，歷史研究者需要在充分把握史料的基礎上，重視從新的角度對歷史進行解讀。

孫燕京教授發言　會議主辦方／供圖

周文玖從史學史角度發表了意見。他結合自己治史學史之學科史的經歷指出：文化史發展到一定階段后，有從學科史的角度總結和反思中國文化史成果和理論的必要。《中國文化史學的歷史與理論》的出版可以說滿足了這種要求，恰逢其時。具體如何書寫，可以關注文化史家對于學科史進展的貢獻，并在學科史的框架下梳理學術譜系。他特別提到，作者應進一步挖掘龔書鐸先生在學科建設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貢獻，為龔先生專設一章。

周文玖認為，給“文化史”、“文化史學”與“文化史學史”給出嚴格準確的界定并不是很容易，“中國文化史”這一概念的含義具有兩重性，應注意區分中國文化的客觀發展過程，與對中國文化史的研究這一主觀認識成果。

周文玖教授發言　會議主辦方／供圖　

李志英長期從事經濟史研究，她結合自己的治學談了對《中國文化史學的歷史與理論》一書的看法。她說，作為中國文化史研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總結性成果，該書有重要的學術貢獻。歷史研究須論從史出，而不能舍己從人，僅依傍外來的理論。該書研究和總結過去的文化史成績，對提示下一步中國文化史應該怎樣做，具有重要的意義。理論修養對于歷史研究非常重要，歷史學者應注重哲學思辨能力的養成。

李志英認為該書之所以能夠做出深刻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就在于它采取了歷史與邏輯相結合的研究方法，體現了學術的自覺。她認為，該書部分篇章以學者為線索排布，一定程度上帶有中國傳統學術史的書寫特點，反映出作者試圖建立中國氣派的文化史的深意。中國文化的偉大之處在于其連續性，該書體現了作者具有這種延續意識，而該書的研究內容，亦是中國文化的重要方面。

李志英還針對文化史研究提了兩條注意事項。其一，要合理看待歷史的建構性與實在性的關系問題。她認為史學的基礎是實在發生的歷史事實，其次才是建構的。歷史書寫之所以會有所變化，一是由于它有賴于史家從混沌的現實中選擇和梳理，二是由于新材料的不斷發現和史家的認識不斷更新。其二，要正確認識文化與其他部門的關系。她以時間觀念研究為例解釋說，任何文化觀念的變動都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因此史學研究既不能無視文化史的重要性，也不能以文化史涵蓋一切。

李志英教授發言　會議主辦方／供圖

林輝鋒表示，《中國文化史學的歷史與理論》一書的信息量很大，是研究和學習中國文化史的一部必讀書。他從“精”與“全”兩個方面概括了本書的優長，認為本書做到了四個方面的“結合”。第一，該書立足近代的同時，也關照了整個中國的文化史，做到了古今結合。第二，該書注意參照西方史學，又有專門與日本史學的比較，做到了中外結合。第三，該書擇取了五位文化史大家做專題式的研究，同時注重從面上總結，做到了點面結合。第四，該書既有歷史的梳理，也對文化史的內涵和取向做了精心研究，做到了史論結合。

林輝鋒教授發言　會議主辦方／供圖

湛曉白認為，《中國文化史學的歷史與理論》不僅是一部標志性著作，同樣也是同行未來做研究和教學工作的重要參考書。她回顧自身的研究經歷后表示，過去中國學界在中國文化史理論的探討方面，著作、文章都不多，前人研究有相當不足。中國近代的文化史研究已經進行了許多年，目前也確實到了一個需要綜合的階段。這一工作需要投入特別多的精力、做長期的追蹤，因此十分不易。過去二十年間，史學界出現向政治史、社會史回歸的趨勢，因而在當下討論“文化史學”從何處來，向何處去的問題，對于我們重塑學科意識十分必要。她說，無論是系統性回顧中國文化史學在80、90年代的發展，還是在西方文化史學發展脈絡中關照中國文化史學，都展現出《中國文化史學的歷史與理論》一書力求把握整體的學術品格，這與目前學界追求短平快，日益碎片化和同質化的研究大為不同。她進而指出，未來文化史研究如要繼續向前拓展，必然要超越過去那種同質化的個案研究，回歸文化史的綜合特性。在當前階段，我們固然要延續專門史的研究，但另一方面也要力求其大，努力實現《中國文化史學的歷史與理論》一書中所言及的“會通”。她贊同該書對新文化史學的看法，認為我們在談新文化史學的時候，應當注意海外研究者所針對或批判的具體對象，不能就其理論生搬硬套，人云亦云。中國文化史的研究應當抓住那些國人在現實生活中普遍關注、在中國語境里有充分張力的問題而展開，否則會有無的放矢之嫌。

湛曉白副教授發言　會議主辦方／供圖

最后，楊共樂從新時代對于文化發展的要求和歷史學科建設的高度作了總結。“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他指出，文化史學者應有長時段、全方位的眼光，更要有時代的和民族的關懷。“文化史學要有時代性，沒有時代關懷的文化史是要被淘汰的。”要在樹立中國文化傳統、提煉中國文化核心精神的戰略視野下，展開中國文化史學的研究。他以“文化史研究和史學史研究領域取得的新的階段性成果”來定位該書的學術價值，并具體從三個方面肯定了該書的成績。第一，“《中國文化史學的歷史與理論》提出了中國‘文化史學’這一概念，是中國文化史學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楊共樂強調，任何一個成熟的學科和學科體系，都必須有自己的監督力量，而學科之史，便起到對該學科的研究進行審視、批評的監督作用。學科史之所以能夠出現并發揮作用，是因為隨著研究的前進，后世學者具備了反思、評價前人研究的能力，從而能夠看到前人的優長與局限。第二，“《中國文化史學的歷史與理論》開辟了以文化為研究對象的文化學術史、文化史學史研究的新途徑。這為以政治為研究對象的政治史學史、以經濟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史學史的展開，提供了借鑒。”第三，“《中國文化史學的歷史與理論》拓展了史學史研究的新范式，擴大了史學史研究的新內容，是在史學史研究領域進行的新探索，有重要的創新價值。”

楊共樂教授發言　會議主辦方／供圖

楊共樂建議作者以此書為基礎加以提煉和深化，在若干年內寫出一部壓縮版的“中國文化史學理論”。楊共樂結合西方史學，說明了文化史學所包含的理論層次。他表示，文化史學有深刻的西方歷史背景，在西方語境里，各

種各樣的教化現象被提煉成為概念和體系，這就是文化。部分學者對人類文化現象進行研究，這就是文化史。文化史亦需審視，于是便出現了文化史學，后者的主要內容是對文化史的文筆、取材、材料分析等加以評判。在這一基礎上，一部分學者就文化史學的研究路徑和相關結論等展開辨析、總結、反思，這就是文化史學的史學史。楊共樂認為有必要建立文化史研究的學派，并強調這是發揚光大北京師范大學文化史學術傳統的應有之義。

合影　會議主辦方／供圖

“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這是一次坦誠的、滿載學術含金量的學術討論會。我們共同期待，新時代的中國文化史學在前輩學者基礎上，結出新的碩果，譜寫新的篇章，進而為實現中國文化的繁榮興盛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