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習近平主席對法國進行國事訪問，有這樣一個鏡頭令人印象深刻：當地時間5月6日下午，在巴黎愛麗舍宮，習近平主席向法國總統馬克龍贈送多部中國翻譯的法國小說，其中有雨果的《九三年》、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司湯達的《紅與黑》、巴爾扎克的《高老頭》、小仲馬的《茶花女》、大仲馬的《三個火槍手》、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這些文學名著帶著東方墨香，跨越千山萬水，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

作為東西方文明的重要代表，中法歷來相互欣賞、相互吸引。從法國啟蒙思想家對中華文化的傾慕，到中國人民對法國文化巨擘的熟稔；從150多年前法國人士參與建設福建船政學堂，到上世紀初中國青年赴法負笈求學……中法兩國文脈相連，文明交流成果交相輝映。書籍，沉淀著文明，讓遠隔山海的讀者可以在飽含人類生活悲歡離合的字句間，讀懂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精神、品格、信念和胸懷。下面我們就來看看這些被精心挑選的小說講了什么故事、在中國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茶花女》：

已有10多個中文譯本

法國文學在世界文學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誕生了大量影響廣泛的世界名著。19世紀末，隨著《茶花女》中文版的問世，大量法國文學被譯介到中國，令中國讀者眼界大開。《茶花女》是小仲馬的代表作。在這部作品中，通過風塵女子瑪格麗特的形象，小仲馬深切表達了對社會底層人民的同情與憐憫，揭開了貴族資產階級的丑惡嘴臉，鞭撻了彼時資本主義社會的冷酷無情。無論在情節安排還是人物塑造上，這部小說都很有特色，通過一出愛情悲劇，開創了法國文學“落難女郎”系列的先河。

1899年，林紓與王壽昌合譯的《茶花女》取名為《巴黎茶花女遺事》，在福州由畏廬刊行。這個譯本讓《茶花女》成為近代中國首部產生廣泛影響的外國長篇小說。緊接著，他應商務印書館之邀，翻譯了180余種歐美文學作品。王壽昌先口譯，爾后林紓用文言文加以表述。當譯到感人的段落時，兩人常常相對而泣。林紓不懂外語，但是，他善于與口譯者相互配合。林紓不僅有文才，而且有知識分子的責任與擔當。他曾說：“紓年已老，報國無日，故日為叫旦之雞，冀吾同胞警醒。”康有為在一首詩中曾把林紓與翻譯《天演論》的嚴復相提并論：“譯才并世數嚴林，百部虞初救世心。”

魯迅青少年時代就買過《巴黎茶花女遺事》。在日本留學時，周氏兄弟愛讀林紓的譯著。林譯的作品一問世，他們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書店買回來閱讀。20世紀20年代，劉半農在歐洲留學期間翻譯了劇本版《茶花女》，他對如何翻譯指代女性的第三人稱代詞感到困惑。在翻閱各種資料后，劉半農決定用漢字“她”來指代女性的第三人稱，助推了這個稱謂的流行。從19世紀末到現在，《茶花女》在中國已有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譯林出版社等出版的10多個中文譯本。

《九三年》：

影響幾代中國讀者

談到法國文學，不能不提雨果，這是一位舉世公認、愛憎分明的人道主義作家。他總是站在窮人、弱勢群體、社會邊緣人這一邊。在《九三年》里，雨果以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為背景，為讀者描繪了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在1793年進行殊死搏斗的歷史場面。作為進步作家，雨果用熱情洋溢的文字褒揚法國大革命，用華麗的詞匯贊美偉大的靈魂，將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階級矛盾表現得淋漓盡致，使小說具有史詩般的藝術魅力。

無論是《九三年》，還是《悲慘世界》《巴黎圣母院》，雨果的每一部作品都洋溢著濃郁的人文主義氛圍。通過冉阿讓、芳汀、愛斯梅拉達、卡西莫多等人的遭遇，雨果成功顛覆了世人對美與丑、是與非、善與惡等二元對立的刻板印象。他筆下的人物跨越不同時代和不同文化語境，具有廣泛而恒久的魅力。比如，在《巴黎圣母院》中，中國讀者在敲鐘人卡西莫多身上發現了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什么是真正的愛，愛斯梅拉達則是《巴黎圣母院》中集真善美于一身的完美藝術形象。雨果善于塑造個性鮮明、有血有肉的人物，讓讀者能夠切身感受到主人公的思想和情懷。

在中國，《九三年》影響了一代又一代讀者。這部作品的第一個完整中譯本出自翻譯家鄭永慧之手。該譯本在20世紀50年代共印刷2萬冊，并在日后一再重印。鄭永慧以“較真”的態度來對待他的每一部譯作。兒子鄭若麟曾問他，回顧一生中所譯的法語文學名著，對哪部作品最心儀？“父親想一想，回答說，單就翻譯前、翻譯中和翻譯后在思想上受到的沖擊和影響來看，還數雨果的《九三年》。”

《紅與黑》：

中文版里使用了古漢語

19世紀30年代，以雨果為代表的積極浪漫主義在法國文壇取得決定性勝利，但不容忽視的是，另一部標志性的現實主義作品《紅與黑》悄然誕生了。這部小說的作者是司湯達，他原名馬里-亨利·貝爾，生前默默無聞，然而，他身后的名聲不亞于法國一流的大作家。《紅與黑》多次被改編為戲劇、電影，在世界文學史上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司湯達也因此被稱為“現代小說之父”。通過主人公于連與德·瑞那爾夫人和瑪特爾小姐的情感糾葛，作者為我們生動描繪了法國社會的各個層面，尤其是貴族階級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狀態。細膩的心理分析和對當時社會階層的深刻認識使得這部小說經久不衰。司湯達敢愛敢恨，也敢寫。去世后，他的墓碑上刻著這樣幾行令人過目不忘的字：“亨利·貝爾，米蘭人，活過，寫過，愛過。”

在19世紀初，拿破侖是法國青年的偶像。可是，波旁王朝復辟后，許多法國青年跟《紅與黑》中的男主角于連一樣，開始覺得英雄再無用武之地。其實，這只是一個錯覺而已。中國讀者在這部小說中讀到了他們想要的東西，有人讀到了19世紀法國的社會，有人讀到了愛情，有人讀到了人性中的真、善、美。

在中國，《紅與黑》已有諸多譯本，而這部小說的第一個譯者是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趙瑞蕻。“我第一次曉得斯丹達爾（司湯達）和《紅與黑》這本名著是在我的故鄉溫州，一個美麗的山水之鄉。那時候，我有一個相知的老師，他很喜歡這部小說，時常跟我談論它。晴和的禮拜天下午，我們……有時坐在沙灘上休息欣賞甌江上的晚照，煙霞中的歸舟……我們有時聊天中便轉到《紅與黑》的故事上頭了……”在《紅與黑》譯序里，趙瑞蕻深情地回憶道。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羅新璋在復譯這部小說時，為了還原那個時代的語言，還在中文版里刻意使用了一些古漢語詞匯，以此來進一步凸顯這部作品的時代感。

《高老頭》：

傅雷進行了3次翻譯

相對而言，19世紀的法國小說對中國讀者影響最大，尤其是對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出生的人來說。新中國成立后，法國文學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描寫在中國引起廣泛關注，其中就有巴爾扎克的作品。《人間喜劇》是巴爾扎克的作品集，涵蓋他創作的91部小說，其中，最著名的有《高老頭》《歐也妮·葛朗臺》等。他的作品大多以現實主義手法，展現19世紀上半葉法國的整體社會生活，被稱為“法國社會的百科全書”。馬克思、恩格斯曾用“超群的小說家”“現實主義大師”贊譽過他。巴爾扎克對人物心理的刻畫、對社會現象的剖析，可謂惟妙惟肖，入木三分。他的經典名言很多，其中一句是：“一個人在金錢面前是沒有面子的。”這句耐人尋味的話深刻揭示了這樣一個社會現實——金錢成了衡量人的價值和地位的唯一標準，這也是《高老頭》表現的主題。小說主人公高老頭是法國大革命時期起家的面粉商人，他中年喪妻，把自己所有的愛都傾注在了兩個女兒身上。但他的兩個女兒沉溺于紙醉金迷的世界，他的愛輕而易舉就被金錢至上的原則戰勝了。

在眾多譯本中，由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傅雷譯本得到的評價最高。傅雷戰勝了翻譯中遇到的一系列困難，使譯文真正做到了信、達、雅，讓原著的意蘊和神韻在中文世界里大放異彩。在翻譯《高老頭》過程中，傅雷歷時多年、先后進行了3次翻譯，靈活地權衡了整體與細節之間的關系。這部作品可以說是其翻譯作品中的代表作之一。

《包法利夫人》：

多位名家傾心翻譯

繼巴爾扎克、司湯達之后，法國文壇第三位杰出的現實主義作家是福樓拜。19世紀40年代，正是資本主義制度在西歐確立的時期，法國資產階級也在“七月革命”后取得了統治地位。隨著工業革命不斷推進，法國工農業在這一時期取得了明顯進步。福樓拜的小說《包法利夫人》刻畫了1848年資產階級取得全面勝利后法國第二帝國時期的社會風貌，被喻為“浪漫主義的終結、現實主義的肇始”。這部小說在揭示主人公情感墮落的過程中，努力尋找著造成這種悲劇的社會根源。小說的語言精美，風格獨特，堪稱法國文學史上的一座豐碑。

作為巴爾扎克現實主義文學的后繼者，福樓拜更進一步，將現實主義推向另一個高峰。他創造性地采用一種冷靜客觀的寫法，也就是作者在創作過程中完全退出作品，對后世產生深遠影響。左拉認為他是“自然主義之父”，有人甚至將他視為20世紀法國“新小說”的鼻祖。

幸運的是，福樓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在中國遇到了才華橫溢的大翻譯家李健吾。李健吾文辭犀利，力透紙背，風趣幽默，文采飛揚，通過手中的妙筆讓《包法利夫人》在中國大放異彩。在《包法利夫人》的中譯本中，翻譯界議論最多的分別是李健吾、許淵沖、周克希的譯本。三者的譯文各有千秋，相較而言，李健吾譯本似乎跟原著的貼合度更高一些。眾所周知，福樓拜的行文簡約，文從字順，朗朗上口。而李健吾的文筆凝練，寥寥數筆就能把人物形象和場景勾勒得活靈活現。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民文學出版社找對了譯者，《包法利夫人》讓福樓拜在中國實現了一次歷史性的奇遇。

《三個火槍手》：

聯袂合作出精品

《三個火槍手》，又被譯為《三劍客》《俠隱記》，是法國19世紀浪漫主義作家大仲馬的代表作之一。在法國，大仲馬家喻戶曉。他的《三個火槍手》是一部以17世紀上半葉法國宮廷權力斗爭為背景的通俗小說。故事講述了主人公達達尼昂與三名火槍手之間的友誼以及他們與紅衣主教黎塞留之間的斗智斗勇。小說不僅包含宮廷內斗、風流韻事，還融入了三個火槍手的冒險經歷，這使得故事情節跌宕起伏，妙趣橫生。這部小說譯成漢語后，倍受中國青少年讀者的青睞。

郝運、王振孫翻譯，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三個火槍手》被廣大讀者視為最經典的中譯本之一。這兩位譯者都是著名的法語文學翻譯家，對法國文學有著深刻的理解。他們的翻譯技巧嫻熟，語言精湛，能夠將小說中的細微之處譯得淋漓盡致。郝運是上海譯文出版社資深翻譯，王振孫是該社編審，兩人的合作可謂“珠聯璧合”。

《約翰·克利斯朵夫》：

“圈粉”青年讀者

20世紀上半葉問世的長河小說《約翰·克利斯朵夫》，以德國音樂家貝多芬為原型，勾勒出一個藝術家為人道主義理想而奮斗的一生。主人公約翰·克利斯朵夫在逆境中成長，個性倔強，又有點輕率魯莽，但感情世界極為豐富。為了維護人格獨立和個人尊嚴，他與周圍環境不斷發生沖突。在德國，他反抗封建門第等級觀念；在法國，他反對將藝術市場化、商品化的殘酷現實。不過，他在音樂中找到了心靈的寧靜。通過這樣一個為追求真誠的藝術和健全的文明而頑強拼搏的人物，羅曼·羅蘭表達了內心深處對人道主義的向往。“《約翰·克利斯朵夫》不止是一部小說，而是人類一部偉大的史詩。它所描繪歌詠的不是人類在物質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經歷的艱險，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內界的戰跡。它是千萬生靈的一面鏡子，是古今中外英雄圣哲的一部歷險記，是貝多芬式的一闋大交響樂。”傅雷在譯者獻詞里曾經這樣寫道。

《約翰·克利斯朵夫》由傅雷首先譯介到中國。傅雷在抗戰時期翻譯該書，可謂用心良苦，也是時代擔當的一種體現。克利斯朵夫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給身處水深火熱中的中國青年帶來了希望與光明。傅雷良好的音樂素養為翻譯《約翰·克利斯朵夫》奠定了堅實基礎，用中文完美地詮釋了這一“音樂小說”的開山之作。

長期以來，傅雷的譯本被視為眾多譯本中最優秀者，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中國青少年。讀了這部小說后，有人被書中那個貝多芬式的“因心靈偉大而偉大”的人物深深吸引，并從中發現了人生的航向與生活的勇氣；有人認為這是一部“帶電”的小說，具有驚人的感染力；有人則認為，約翰·克利斯朵夫波瀾壯闊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

文學交流源遠流長

中法兩國地處歐亞大陸兩端，雖遠隔千山萬水，但文明交流互鑒有史已久。中國元雜劇《趙氏孤兒》是公認的最早譯介到法國的文學作品之一。1734年2月，法國巴黎的《水星雜志》首先發表了《趙氏孤兒》的片段譯文，第二年，全譯本在巴黎出版的《中國通志》中刊出。該書由巴黎耶穌教會教士杜赫德編輯，劇本譯者是法國傳教士馬若瑟。后來，18世紀法國啟蒙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伏爾泰將其改為五幕劇，并改名為《中國孤兒》。這部劇作一經公演，便獲得巨大成功。19世紀初，法國漢學從傳教士漢學發展為專業漢學，法蘭西學院院士儒蓮于1834年對《趙氏孤兒》進行了重譯，從而彌補了唱詞與唱腔因翻譯而帶來的不足。此外，《道德經》和《孫子兵法》在法國的影響力也非常大，因為這兩部作品短小精悍，字字珠璣，最能代表中國的古老智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學不斷“出海”，法國出版機構也持續關注中國文學發展的動向。近年來，法國讀者開始把目光從魯迅、巴金、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人轉向新一代作家。莫言、畢飛宇、池莉、韓少功、賈平凹、蘇童、劉震云等人的作品在法國知名度日益提高。譬如，余華的作品受到《解放報》《費加羅報》等法國主流報刊關注。2010年，畢飛宇的《平原》法文版摘得法國《世界報》文學獎。從2012年10月公布諾貝爾文學獎獲獎名單，到當年12月莫言赴斯德哥爾摩領獎，法國媒體圍繞莫言的文學創作刊發100多篇報道。《世界報》對莫言作品語言風格給予充分肯定：“這種語言懂得在自我重新創造的同時，保持了對自身的忠實。”近年來，中國作家莫言、鐵凝、韓少功、余華、李銳、畢飛宇先后榮獲法蘭西文學藝術騎士勛章。

中法文化交流的輝煌成績，背后是一代代翻譯家的共同努力。傅雷、羅大岡、柳鳴九、羅新璋、郭宏安、何如、許淵沖、鄭克魯等人在這一領域作出了突出貢獻。有人說，只有不朽的原著，沒有不朽的譯著。但是，翻譯家通過語言溯源、文化溯源，總能找到應對之策，并在直譯和意譯之間求得平衡。中國作家畢飛宇坦言，在這些翻譯家的譯著里發現了文字表達的方式，學會了文學創作。

千古文脈一華章，書籍里沉淀著文化，沉淀著思想。法國文學猶如一面鏡子，能夠讓我們觀照對方，也能讓我們從中照見自己。從這個意義上講，用文學來架設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梁是歷史，也是現實，更是未來。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教授、南京大學法語系學科帶頭人、中國翻譯協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