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出土牙雕蠶。王仁湘供圖

仰韶文化是中國田野考古最早發現和確認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在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仰韶文化因1921年在河南澠池仰韶村遺址的發現而得名。經歷了100年的時光，大仰韶體系得以建構。但考古對仰韶文化的了解依然是不知道的多于知道的，不斷有新的發現，不斷豐富已有的認知。

　　半坡人面魚紋彩陶盆。王仁湘供圖

揭開近代中國考古學的序幕

來自瑞典的地質學家安特生去河南澠池仰韶村進行考古調查的時間，是1921年4月。他在村邊沖溝的崖壁上發現了遠古時代的文化堆積，采集到一些石器和陶片，包括一些繪有紅色或黑色圖案的彩陶片。他判斷這里是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在征得中國政府的同意后，于這一年的10月至12月在仰韶村遺址進行了正式考古發掘。參與這次發掘的有包括袁復禮在內的當時中國地質調查所的5名工作人員，他們共發掘了17個地點，獲得了大批珍貴文化遺物。

考古隊在發掘仰韶村遺址之后，又在澠池西莊村、不召寨和楊河，以及滎陽秦王寨、池溝寨和牛口峪等地點進行了調查或發掘。后將黃河中游地區發現的這些同屬新石器時代末期的遺存命名為“仰韶文化”。因為這類遺存均以彩陶為明顯特征，又稱為“彩陶文化”。

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認為，1921年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的發掘，揭開了近代中國考古學的序幕。

沒有仰韶村的發現，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開始的時間可能還會晚一些，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建構或許是通過另外的途徑完成，“仰韶”這個名稱也不會出現在中國考古學史上。我們現在完全可以這樣說：史前時代的中國，是從仰韶村遺址的發現而開始的，仰韶村應當作為“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發祥地”而載入中國考古學史。

　　仰韶鸛魚石斧彩陶缸。王仁湘供圖

中國生命力最強的考古學文化

一個世紀中，中國考古學家開展了許多次大范圍的田野考古調查和發掘，仰韶文化及受仰韶文化明顯影響的遺址發現數以千計，分布以陜西、河南、山西為中心，影響則遠達青海、湖北、河北和內蒙古等地區。

作為中國史前考古學研究的中心課題，仰韶文化的研究經歷了百年的發展過程，可分為深入、成熟、提高、升華等階段。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是深入認知的研究階段。前期以1931年考古學家梁思永的后崗三疊層的發現為重要標志。梁思永在安陽后崗首次發現了彩陶、黑陶、灰陶所代表的仰韶、龍山與商文化的地層疊壓關系，發表了題為《小屯、龍山與仰韶》的重要論文。后來考古學家尹達非常明確地指出，仰韶村遺址包含有龍山文化遺存，龍山文化是晚于仰韶文化的另一體系的文化。在田野發掘水平提高的基礎上，由認知龍山文化而進一步了解仰韶文化，并且確認龍山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確立了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兩個主要文化體系。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進行大規模發掘和全面研究的成熟期，以西安半坡和陜縣（今陜州區）廟底溝等一系列大型遺址的發掘為重要標志。半坡和廟底溝兩個遺址的發掘，確立了仰韶文化的半坡和廟底溝兩個主要類型，更加明確了仰韶文化的面貌。調查和發掘遺址數量大大增加，仰韶文化的地區與時代特征漸漸分明，類型和分期研究成為研究者們的重要課題。廟底溝二期文化的確認，找到了仰韶文化發展為龍山文化過渡時期的證據。

上世紀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是專題研究蓬勃開展，探源研究成果顯著的提高期。這一時期發掘的重要遺址有臨潼姜寨和鄭州大河村等，為探索仰韶文化淵源而發掘的重要遺址主要有秦安大地灣、臨潼白家村、渭南北劉、武安磁山和新鄭裴李崗等，此外還有寶雞北首嶺的補充發掘。

在這一研究階段獲得了大批碳14年代數據，考古學文化絕對年代的研究成為現實。其他自然科學技術的運用，促進了研究的深入發展。聚落形態、農業起源、生產工具、制陶工藝、彩陶、社會發展階段、文化源流等專題研究增加。通過多角度的全面深入研究，仰韶文化在分區、分期、類型、源流、墓葬制度、聚落形態、人類體質形態和文化關系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雙槐樹遺址的大型版筑遺跡局部。王仁湘供圖

開啟中原史前文明化進程

仰韶文化的考古與研究，在沉寂了許多年之后，進入本世紀以來有了一系列的重要發現，隨之也引出研究者的不少新思考，新的學術動向又喚起了人們關注的熱情，可以稱之為升華期。

2020年十大考古新發現中的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現存面積117萬多平方米，確認是最大的仰韶文化遺址。遺址帶有三重環壕，核心區是由半圍墻和壕溝圈護的多排大型房址區組成宮城性質的居住區，附近是深厚夯土筑成的大型廣場。在鄭州青臺遺址發現環壕4條，居住區、墓葬區、祭祀區、作坊區劃分明確。

仰韶文化最新的考古成果，表現在對豫晉陜交界三門峽地區新石器遺址開展全面調查，一些重點發掘收獲非常豐富。

河南黃河南岸與澠池相鄰的靈寶一帶，地處豫陜晉交界，被認為是中期仰韶文化的核心分布區，新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數百處，聚落分布密集，文化內涵豐富。既發現面積達近百萬平方米的特大型聚落，也有四五十萬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常見的是20萬平方米左右的中型聚落，以及10萬平方米以下的小型聚落，呈現為多層級區域聚落結構。

大型聚落內部也有分化。面積達200平方米以上的特大房址、100余平方米精心加工的大型房址，往往和大型高等級墓葬組合在一起。而面積數十平方米的中型房址和中型墓葬組合，小型簡陋房址則與小墓甚至灰坑亂葬相鄰。如西坡遺址大墓出土玉器、象牙器等高等級隨葬品，最大的房址外帶回廊，面積超過500平方米，是考古發現的中國史前最大單體建筑，分析可能有高聳的重檐大屋頂，建筑具有殿堂性質。

河南鄭州以西至河洛地區，也是仰韶中晚期文化十分重要的分布區。大型中心性聚落呈集群式分布，聚落規模龐大，一般達數十萬平方米，有兩三周環壕，是中原出現的最早一批城址。鄭州大河村遺址面積70萬平方米，建筑在地面上的連間套房并排相連。鄭州西山的仰韶文化城址、版筑城垣在建筑史上占據重要地位。

在陜西高陵楊官寨發現了面積80余萬平方米仰韶中晚期聚落，有大型環壕、大片墓地和制陶作坊區，這是關中地區少有的新發現。

近些年發現的大型仰韶聚落，已經足以讓我們重新評價仰韶的社會進程。新的發現，仍然可以期待。我們在許多地點已經發現了諸多廟底溝文化大房址，面積可以大到200多甚至是500多平方米，可是至今卻沒有見到與之匹配的大型墓葬。設想有一天發現了這樣的墓葬，這個時代的文化發展高度才可能得到更全面的揭示。

文明的出現，經過了漫長的孕育過程，隨著社會復雜化程度加深導致邦國建立，中心城邑出現，宏大的治水工程見諸實施，初級國家管理機構出現；最后發明文字，發明冶金術，人類終于走出混沌，文明誕生，國家出現。依據現在所獲得的考古資料，研究者認為在仰韶中晚期出現了社會復雜化現象，開啟了中國早期文明化進程。（作者王仁湘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