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計明年建成開放的上海博物館東館，“擴容”的不只是面積，還有功能的升級

◆預計年內開館的陜西考古博物館，將成為國內第一座以考古為主題的博物館

◆前不久試運行的景德鎮御窯博物館，是國內首個24小時博物館

◆三百余年的博物館史，譜寫的是“開放三部曲”，呈現出博物館與社會的關系上的遞進。

◆不斷實現更好開放和更大包容的探索，是未來博物館發展的真正推動力。

◆種種開放都是為了讓博物館最終實現“可用”和“樂用”，實現博物館從物質到精神的開放。

中國正在邁向世界博物館強國，國內多個城市正在建設“博物館之城”。最近，揚州中國大運河博物館、秦始皇帝陵銅車馬博物館新館、鄭州博物館新館、景德鎮御窯博物館等一批大型博物館建成開放分外引人注目，而蘇州博物館西館、陜西考古博物館、上海博物館東館、首都博物館東館等一批文化新地標亦揭面在即。

大眾與博物館之間的距離越來越近了。不斷實現更好開放和更大包容的探索，也正是未來博物館發展的真正推動力。

全球博物館正在擁抱“第三次開放”，將日益成為觀眾可以表達、樂于表達、勇于聽取其他人表達的空間

回溯全球博物館走過的歷程，“開放”是從博物館被當作值得追求的公共機構起、從嚴格意義的博物館出現起，始終不曾改變的主題。當然，不同時代的博物館有著不同的“開放觀”，也就形成了不同的追求。

三百余年的博物館史，譜寫的是“開放三部曲”，呈現出博物館與社會的關系上的遞進。簡而言之，就是從museum of people（人民的博物館），確認法理歸屬和公共準入權，實現最顯而易見的開放，可以用腳表達的開放；到museum for people（面向人民的博物館），確認公共的主體性，實現空間和物的開放，可以用眼睛表達的開放；到museum by people（為人民所用的博物館），確認公眾對博物館的闡釋權，用頭腦和心智表達的開放。如今，我們正面臨的就是第三次開放。

公共性是近現代意義博物館的自我宣示，與歷史上曾經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圣物、秘藏、寶庫、珍寶櫥、沙龍作出了必要而果決的切割。1683年，英國牛津的阿什摩林博物館面向公眾開放。1753年，大英博物館成立，以作為國家和人民象征的博物館自我期許，數年后面向公眾開放。19世紀最后25年到20世紀第一個25年，伴隨著從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芝加哥美術館、安大略美術館等等經典類型博物館的成立，博物館成為社會公眾的焦點，也成為知識生產的中心，全球博物館迎來第一個黃金時代。在過去的三個世紀里，從第一個女性被博物館接納，到藍領工人邁入展廳，從面向勞動者的博物館之夜，到面向家庭主婦的社會教育課程，從無障礙通道到可以手摸的展品，全球博物館始終不斷打破可見和不可見的門禁，擴大開放范圍。由此確認了博物館在法理上、門禁規范上、硬件設施上的開放，也即博物館的第一次開放，“museum of people”。

1990年至今以及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全球博物館可謂處于第二個黃金時代。中心都市里，新建的博物館不約而同地采用超大尺度，占領城市CBD，構成實際建筑和景觀意義上奪目的城市天際線。然而，只有當成為文化意義上城市天際線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時，博物館才可以歡呼真正的第二個黃金時代的到來。這需要博物館實現更多、更好、更深刻的開放。事實上，在這個黃金時代的初期，博物館已在探索走向“museum by people”的第二次開放，主動拆除圍墻，為公眾提供更多的資源和文化服務。德娜·奈澤爾所指的“可見”和“可進入”就是探索的一部分，越來越多的博物館將這種開放融入展陳之中。不少博物館將原本深藏地下或者后臺的文物修復放置到展廳展線之上，觀眾可以隔著玻璃，甚至在隔離線外就可以看到青銅器、大理石雕像、繪畫是如何一步一步修復的。巴黎的布朗利埠博物館通過一條下沉步道，將樂器庫房變成展線的一部分，也開創了庫房式陳列的先河。以藏品數字化和網絡化為核心，牽動了博物館從保護到教育各個部分的智慧博物館也是第二次開放的產物。博物館的“拆墻”火花激活了全球博物館，我們正看到博物館正在盡己所能地向公眾開放更多。

然而，這仍然不夠！讓我們重新回到博物館第一個黃金時代的一些振聾發聵的論斷，“博物館要承擔教育功能”“博物館要像百貨公司一樣”，這道出了博物館的本質職守和特色。教育是博物館的核心功能，但博物館不同于學校，不是義務性或者強制性教育機構，而是社會公眾自我教育的場域。因此，我們是時候提出更深層次的開放了，這就是博物館正在走向的第三次開放，即“museum by people”。博物館要將知識生產權歸還給觀眾和形形色色的被代言人群，讓博物館從單向度、自上而下灌輸知識之地，變成觀眾可以表達、樂于表達、勇于聽取其他人表達的空間。

技術有多大魔力，取決于博物館人對開放之道的理解，而種種技術和手段，都是為了實現博物館從物質到精神的開放

當下，我們熟悉的那些傳統博物館該怎樣擁抱第三次開放？它們的未來是什么樣的？有沒有無所不能的技術能夠實現這種開放？所有的技術、所有的智慧都最終取決于博物館人對博物館的開放之道，或者如何回歸滋養博物館的社會公眾的理解和抉擇。因此，智慧博物館的最大智慧是讓渡的智慧。不少博物館的實踐為我們積攢了迎接第三次開放的點滴經驗。

首先，博物館不妨嘗試將展陳和闡釋歸交給公眾，幫助公眾表達和闡釋。從“神廟”到“論壇”，就是博物館一路走來的“開放”的真實寫照。阿姆斯特丹城市中心的新教堂是城市鼎盛時代以來城市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的中心，也是歷代顯赫人物的墓地。在新教堂博物館化之后，2007年曾經舉辦一場名為Hero的特展。起初，很多人僅憑標題，就以為這是個常規老套的歷史名人展。事實上，作為展覽焦點的“hero”可作多解，既可能是充滿男性氣概的英雄人物，也可以是主人公或者偶像。這個展覽頗具創意地將闡釋權和策展便利交給觀眾，尤其是年輕觀眾，最終，人們看到展覽的最后一個單元里出現了披頭士、曼德拉這樣的現代偶像，出乎意料地激活了看似中規中矩的展覽主題。

借助“館外”智慧，廣東省博物館近年來也在更大限度激發策展創意，為自身注入新的活力。2016年該館推出觀眾策展人制度，經過嚴格評審，誕生了首名以明清青花瓷為主題的館外策展人。圍繞即將舉辦的《紅樓夢》文化展，該館正在展開聲音收集活動，邀請觀眾用不同的方言、語種朗讀《紅樓夢》詩文，講述閱讀《紅樓夢》的體會與心聲。

其次，正是基于對當下活生生的公眾的尊重，傳統博物館需要重新融合被割裂的“歷史”和“現實”，讓歷史成為現代生活的鮮活元素，傳統能為當下和未來所用。

在我們今天展陳青銅器時，如果不考慮青銅器紋樣對現代工藝美術紋樣設計的影響，不考慮青銅器銘文如何影響清代中期以來的書學書風之變，不考慮三代青銅器組合所表達的社會觀念至今仍然鮮活地存在于我們的生活之中，青銅器就只能被當成客觀而孤立的“藝術”，難以與時下的大眾與社會產生聯系。

近年來備受大眾追捧的博物館文創，無論是舊形新制，還是舊元素的全新闡發，都是“鏈接”傳統與當下的有益嘗試，當然，目前的嘗試還存在同質化傾向以及初級徘徊的尷尬。

今天的博物館還可以促成歷史藝術的傳承與創新。唐三彩最初發現于洛陽，是一種根植于華北大地，擁有強大的輻射能力的藝術形式。歷史上，以洛陽為中心的三彩藝術影響了數個朝代，例如有北宋三彩、遼三彩、金三彩等，也影響了多個國家，從新羅三彩和奈良三彩，到波斯三彩和安南三彩，不一而足。可以說，三彩就是歷史上中國的文化實力的最好物證。現在，洛陽博物館設立了專門展廳陳列歷史上的三彩藝術，卻并未孤立而隔絕地對待歷史遺產——因以三彩為代表的多彩陶瓷工藝傳統在洛陽地區一直延續下來，現代三彩藝術也被邀請到展廳空間，實現了古今映照和對話。

甚至，保存和展示歷史文化遺產的博物館應該將自身視為鮮活的當代文化元素。博物館可以對更大、更廣泛的社會有更深遠的貢獻。古根海姆博物館的開幕就極大地提升了西班牙港口城市畢爾巴鄂的城市形象，幫助城市成功轉型。

第三，博物館應該清晰地表明自身作為社會教育機構，作為表達和闡釋載體的身份，從以物為中心，尤其是以寶物為中心的執念中解脫出來。“物”仍然是博物館業務的中心，但是并不必糾結于“原物”，更不必追逐“寶物”。對于作為社會公共性產物的博物館而言，在服務社會公眾的路上，替代性甚至多元展品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些展品對“原物”的沖擊只存在于寶物價值上，而教育功能并不會受到任何影響。

對此，一些嘗試已經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中。前段時間亮相的“美成天龍——天龍山石窟數字復原國際巡展”以及于上海寶龍美術館舉辦的“大美之頌·云岡石窟千年記憶與對話”，都運用了數字技術復原文物，或化解不可移動文物的展陳困難，或為消除暫未解決的法律歸屬問題。

我其實更有這樣的希望，既希望博物館不介意甚至大膽使用“復制品”，不論是“原件”還是“復制品”都能恰如其分地用來講故事，也希望吸引觀眾到博物館的不再僅僅是那些“寶物”。

當下博物館能夠踐行的策略當然也遠不止于此。但歸根結底，種種開放都是為了讓博物館最終實現“可用”和“樂用”，實現博物館從物質到精神的開放。以這樣的標準來看，當下博物館中，無論是只解決技術問題的智慧博物館，還是只在時間和空間意義上拆除邊界、實現擴展的無邊界博物館，都是不完整，不徹底的。

（作者為上海大學歷史學系系主任、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