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人：張國剛 演講地點：清華大學“人文清華講壇” 演講時間：2023年9月

　　演講人張國剛教授（右）與主持人張小琴教授在祁連山下對談。

張國剛 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2004年入選清華大學“985百人計劃”，2006年入選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2014年入選北京市高校優秀教學名師。主要研究中國古代史及中西文化關系史。曾任中國唐史學會會長、中外關系史學會副會長等職，獲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優秀著作一等獎、二等獎、普及讀物獎，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著作一等獎、二等獎，以及“中國好書”獎、文津圖書獎（正獎及提名獎）、中華優秀出版物獎（正獎及提名獎）等。在清華開設的《中西文化關系史》獲評清華大學、北京市、教育部精品課程，《大唐興衰》獲評教育部國家級一流本科課程。

　　祁連山麓山丹馬場的馬群。新華社發

編者按

2023年9月，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之際，人文清華講壇推出特別節目“走讀中國·絲路行”。擔任主講人的歷史學家、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張國剛，與主持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張小琴一道，通過近距離觀察河西走廊，感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品格。

明人陳棐《祁連山》詩有云：“馬上望祁連，連峰高插天。”古人詩句中描繪的祁連山，縱橫千里，焉支山和龍首山皆為其余脈。史料記載，“祁連山”由匈奴人命名，“祁連”意為天一樣的山。文獻中的祁連山橫跨古今，歷史悠長；地理上的祁連山路程萬里，曠遠無限。本次講座，我們以祁連山為底色，近距離審視發生在河西走廊上的古代絲路故事。

張騫“鑿空”

西漢時期，朝廷常以和親、物資贈送等方式獲得與匈奴間的和平，避免他們更深入地侵擾中原。漢高祖劉邦曾嘗試一舉解決匈奴問題，但是未能成功，最終仍采用和親方式解決問題。漢初一段時間里，中原王朝一度因飽經戰亂而經濟凋敝，《漢書·食貨志》記載，“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當時西漢的國力并不足以抗衡匈奴。

公元前141年，漢武帝年少繼位，在他的治理下，西漢王朝逐漸強盛。漢武帝聽說匈奴人與大月氏結下深仇，于是籌劃派出漢使，期望與大月氏聯手夾擊匈奴，斷其右臂。其時，漢中人張騫應募前往，由此祁連山迎來了西漢歷史上著名的鑿空之士。

張騫自幼有建功立業之志，奉命出使時年約25歲。公元前139年，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行進不久就被匈奴俘虜，但匈奴因不知其使命，并未殺他，而是將其長期囚禁。張騫雖久困匈奴，在當地娶妻生子，但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出使任務，11年后終于覓得機會，逃離匈奴并順利找到了大月氏。大月氏人在西方又名吐火羅人（敦煌二字原本出于此），屬印歐人分支。張騫尋得大月氏時，其領地大夏（巴克特里亞）水草豐美、土地平整、宜耕宜牧、宜居宜業，大月氏已無心再向匈奴尋仇。張騫因此未完成使命，只得從羌中返，途中再次被匈奴拘捕囚禁。一年后匈奴單于去世，張騫趁機再度逃脫，終于在公元前126年回到長安。張騫首次出使前后歷時13年，可謂艱苦卓絕。公元前119年，張騫二度出使西域。當時西漢王朝與匈奴之間發生的河套之戰、河西之戰、漠南漠北之戰已經結束，因此張騫二度出使的目的是作為友好使者聯絡烏孫等西域各國。二度出使，張騫主要駐守在伊犁河谷的烏孫，派出眾多使節分頭向西。公元前115年，張騫歸漢，不久去世，此時其使命仍未全部完成。但當時烏孫等遙遠的國家都派使節來到長安，西域諸國“重譯來朝”，得到了西漢王朝的重視。

張騫兩次出使西域并帶回了西域地區豐富的信息，打通了西漢王朝與西域諸國的交通路線，讓漢朝人得以了解西域乃至更遠之地。張騫因此獲得了極高評價，《史記·大宛列傳》中記載：“于是，西北國始通于漢矣，然張騫鑿空。”司馬遷贊其“鑿空西域”，梁啟超也稱張騫為世界史開幕第一人。

從史學史角度來看，司馬遷《史記》所開創的中國古代正史書寫，屬于具有全球視野的歷史書寫，它不僅包含歷代王朝的重要人物、各個方面的制度，也包括對外國歷史的記錄。相較而言，希臘希羅多德被西方稱為“歷史之父”，他所記錄的希波戰爭，其中具體記載最遠之地止步于波斯、埃及以及地中海東部。從時間上來說，司馬遷雖晚于希羅多德數百年，但其《史記》所記述的地理事跡已遠邁祁連山，涉及當時的安息等國，《史記》所開啟的中國正史記載，后來一路向西直至大秦（羅馬）。張騫跨過祁連山的“鑿空”西域之旅，加之其后繼者的努力，讓兩千多年前的中國人得以更多了解到以往認知以外的世界。

河西四郡

祁連山下的甘肅張掖山丹馬場，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馬場之一，最早開辟于西漢名將霍去病時期，當地一直延續養馬傳統。山丹馬場為群山所環繞，北面還有長城，其地理位置相對靠南，距離戰場一線較遠，因此每當中原王朝的都城定于長安或洛陽時，山丹馬場經常用于王朝軍事力量的馬匹儲備。

在古代戰爭中，馬是極為重要的。對于游牧民族而言，馬匹也是其財產的一部分，而歷史上著名的絹馬貿易，也與此息息相關。

與山丹馬場有歷史聯系的霍去病，堪稱西漢傳奇名將。雖然24歲即英年早逝，但是霍去病在短暫的軍事生涯中仍創下了驚人的戰績。霍去病作戰雷厲風行，在對抗匈奴的大小戰斗中表現出色。作為西漢重要將領衛青的外甥，霍去病從小就對馬匹乃至軍事有著濃厚的興趣。當時的匈奴騎兵強大，強盛時不下數十萬人，但是由于草原游牧生活方式的限制，匈奴雖然家家為兵，但平時各部并不聚在一起，所以每次與漢朝交戰之前的集兵過程，需要較長時間，這就給了擅長騎兵奔襲的霍去病展示其卓越軍事才能的機會。公元前121年，河西之戰爆發，霍去病率領漢朝騎兵神出鬼沒，打得匈奴措手不及。此戰之勝，讓西漢王朝得以控制河西走廊，由此西域交通打開，歷史上著名的絲綢之路開啟。

霍去病能夠脫穎而出，除了他的天賦和努力，也離不開漢武帝識人的獨到之處。漢武帝曾提出：“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他認為，非同尋常的功業必須非同尋常的人才去完成；而非同尋常的人雖也有短板，但不能因某個缺點而否認他。霍去病英勇善戰，但是史料中也記錄了他明顯的缺點，正是漢武帝給予了霍去病展示軍事才華的機會，最終讓霍去病成為西漢名將。

張騫貫通東西、霍去病打下河西走廊后，西漢在這里開始屯田，發展農業。一般來說，農業生產需要年平均降雨量400毫米以上，但是根據現代學者的研究，當時甘肅武威、張掖一帶的年平均降雨量連達到200毫米都十分勉強，所以西漢在河西走廊發展農業，還需要來自祁連山的雪水。中國古代水利灌溉工程知名者不少，如戰國時期的都江堰、鄭國渠等，為了滿足當地農業種植的灌溉所需，西漢部署人力開鑿了張掖的千金渠，這是中國內地較早的一個大型渠，它為古代張掖成為塞上江南作出了重要貢獻。

從漢武帝起，中原王朝開始系統經略河西走廊：為了守御河西走廊，先設立軍屯，軍屯有了糧食積蓄后，逐漸發展民屯，而后設立河西各郡行政機構，最早設立的是酒泉郡，之后又設武威郡、張掖郡、敦煌郡，歷經西漢武帝、昭帝、宣帝、元帝幾朝，河西四郡鞏固了中原王朝在河西走廊的統治。

絲綢之路

長安、洛陽到敦煌以及天山廊道屬于古代絲綢之路東段。2014年，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三國聯合申報陸上絲綢之路的東段“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成功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

在陸上絲綢之路中，河西走廊的重要性在于“千道萬道，河西走廊都是繞不開的道”，所以它被稱為從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同時河西走廊像T型臺的縱線一樣，將中國南北兩面隔開（關中、蜀中為橫線），在幾千年的古代歷史中對維護中國統一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古代，絲綢之路東段是絲綢產地。絲綢到達中段后被當地王公大臣消費，也從此段傳送到更遠的羅馬。《羅馬帝國與絲綢之路》一書記載，羅馬帝國當時一年收入的大概30%是依靠其在東邊和南邊的收稅所得，其中特別談到了東方消費品的稅收。公元前49年，愷撒為彰顯其在高盧打仗得勝歸來的功績，下令把羅馬城陽臺上的亞麻遮陽布全部換成絲綢，從此形成了羅馬統治者重大活動使用絲綢的傳統。

在古代，絲綢之路的貿易，從東到西實行的是分段“傳遞式”銷售：東段從長安到敦煌主要是商品“出去”的過程；西域所在的中段，雖然當地人口較少，但是屬于商品運輸的必經之路；西段沿途國家則主要是消費方。因此古代絲綢之路的貨品貿易狀態，是由東向西一段段地傳遞，并非是自東向西一站式的直通。在貨品自東向西一段段傳遞過程中，商人會不斷進行交易——在哪里先能被賣上高價，就會先在哪里被賣出，然后商人們就拿著錢繼續下一筆生意——通過如此不斷地交易，實現貨品向西傳遞。

絲綢之路的開通，促進了古代東西方物產資源的交換和運輸。漆器、唐三彩、絲綢等貨品均誕生于中國，它們隨絲綢之路西行遠播，而苜蓿、西瓜、菠菜、黃瓜（本名胡瓜）、胡蘿卜、蠶豆（胡豆）、胡椒等物產，最初都是從西邊運輸而來，最終在中原扎根。

其中最重要的貨品就是絲綢。絲綢在中國具有悠長的發展歷程，可以溯源至傳說中的黃帝妻子嫘祖。《大唐西域記》記載了蠶種西傳的故事，英國探險家斯坦因在新疆于闐發現了記述這個故事的壁畫，壁畫描繪的是一位中國公主嫁給于闐王，于闐那時穿粗布衣服沒有絲綢，便請求公主將蠶種帶過去，于是公主把蠶種放到帽子里逃避出關檢查，最終將蠶種帶到于闐，此后當地開始養蠶做絲。絲綢制作技術不斷西傳，后來波斯、羅馬也學會做絲綢。不過在古代，中國始終是國際市場上最大的絲綢供應方。

絲綢之路也促進了古代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兩漢時期就有許多西域人員來到中原，隨之帶來了西域文化。到了唐代，這種文化傳播進一步加強，后來風靡中原的一些歌舞也源自西域，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胡旋舞和胡騰舞。胡旋舞一般由女子跳，胡騰舞一般是男子跳。霓裳羽衣曲中楊貴妃跳的就是胡旋舞，唐朝節度使安祿山則是胡騰舞高手。

陸上絲綢之路在漢朝開拓，在唐朝進入興盛期，這離不開唐朝強大國力的支持。唐朝對外來文化的態度可謂胸懷博大，《資治通鑒》中記載，唐太宗自詡“自古帝王皆賤夷狄，貴華夏，朕獨視之如一”。

唐宋以后，海路貿易逐漸發達，陸上絲綢之路的很多功能逐漸被海上絲綢之路所取代。

文化重鎮

自古以來，河西走廊都是文化重鎮，岑參、王維、陳子昂、高適、李白、杜甫等著名詩人都在河西走廊留下過足跡。其中岑參、陳子昂、高適等都有確切記載在這里擔任過公職。唐朝詩人岑參去北庭封常清幕府任職，途經涼州時，在涼州工作的老朋友前來相送，歡聚夜飲，于是岑參寫下了《涼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一詩記錄當時的情景。

王維在《使至塞上》一詩中寫道：“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岑參也曾寫過“胡天八月即飛雪”的名句，“胡天”二字在唐詩中多次出現。胡天跟漢月，胡風跟漢俗往往是相對的。

河西走廊歷史悠久盛名遠播，它成為古人眼中的重要文化意象，有許多文人其實未曾親至河西，卻依舊為之賦詩，其中不乏名作。唐人韋應物就曾在《調笑令·胡馬》中寫道：“胡馬，胡馬，遠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獨嘶，東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邊草無窮日暮”，但韋應物從未在河西走廊任職。依據文化意象創作，是很多文人常見的創作狀態，如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實則是依據滕子京給他的一幅畫而作，并非親至岳陽樓所寫。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當時中原戰亂，不少知識分子到此地避難，河西走廊成為儒家文化傳承的重要區域。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說：“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漢代中原之文化學術，經歷東漢末、西晉之大亂，及北朝擾攘之長期，能不失墜，卒得輾轉灌輸，加入隋唐統一混合之文化，蔚然為獨立之一源，繼前啟后，實吾國文化史之一大業。”陳寅恪先生強調的是中原文明在這里能夠保存，對中國文明發展很重要。但除此之外，河西走廊是古代多民族雜居的地方，是東西交流的通道，中西文化在這里交融相匯，所以河西走廊對古代中華文化的發展，還具有孕育、消化、吸收的作用，這對于豐富中國古代文化來說，是有重要意義的。

在絲綢之路的千年歷史中，祁連山下的河西走廊是諸多民族、歷史名人的活動舞臺，這也充分體現了中華文明發展的包容性、連續性。

隋帝西巡

隋煬帝是行至最西的中原皇帝，也是歷史上唯一巡視過祁連山的皇帝。他曾在西巡時寫下《飲馬長城窟行》，詩中所述的“秋昏塞外云”將秋天、黃昏、塞外的云描繪得淋漓盡致。

公元609年，隋煬帝從長安出發西征，到達青海附近的吐谷渾，與敵交戰并獲勝，史稱“覆袁川之戰”。此戰結束后，隋煬帝決定翻越祁連山前往河西走廊。隋煬帝一行經過大斗拔谷（今扁都口）時，山路隘險，風雪晦暝，隋煬帝的姐姐樂平公主以及許多隨行的宮人、士卒相繼凍死，歷經千辛萬苦，終于到達河西走廊重鎮張掖。當時駐守武威郡的隋朝官員樊子蓋，組織武威、張掖人員在道左（古絲路道，峽口西側）“佩金玉、穿錦屐”，焚香奏樂，歌舞噪喧，夾道歡迎隋煬帝。隋煬帝又在“觀風行殿”（行宮）盛陳文物布展，讓西域諸王及使者觀看。

此前隋煬帝曾派遣黃門侍郎裴矩前往張掖主持“互市”，裴矩根據調查情況撰寫了《西域圖記》，書中記載了西域的物產、風情以及從河西地區往西行的三條路線。該書現在雖已散佚，但序言仍保存在《隋書》中，《隋書·西域傳》可能也采納了其中的內容。從地圖上也可以大致明了，當時從河西走廊西行的三條路即北道、中道和南道。

從歷史角度來看，隋朝是南北朝長久分裂后出現的統一王朝，在隋朝這個統治時期，鞏固統治非常重要。隋文帝隋煬帝父子二人雖在王朝制度改革上作出過很大貢獻，但在鞏固統治上表現欠佳。例如隋煬帝開鑿大運河、西巡等舉措，因勞民傷財對隋朝統治造成了較大傷害，但是卻給后續的唐朝帶來了正面影響，促進了唐朝經濟的發展，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唐朝吃了隋朝的“紅利”，可謂“前人栽樹，后人乘涼”。

馬可·波羅

馬可·波羅于元朝來華，他也曾在河西走廊流連忘返。

馬可·波羅生活的時期，威尼斯與東羅馬的關系時緊時松。作為一個城邦共和國的商人，馬可·波羅與他的父親到達亞洲后，經敘利亞、波斯灣最終抵達中國，自新疆進入河西走廊，而后游歷中原廣大地區。馬可·波羅曾說，杭州的橋比威尼斯所有的橋都多，廣州的船比威尼斯的船還多，足見當時中國遼闊景象對他的震撼。

從酒泉、張掖到武威的旅途中，馬可·波羅記錄了他沿途發現的幾個情況，諸如敦煌之人崇佛、張掖之人一夫多妻等，但是《馬可·波羅游記》中未提及長城，我認為是因為馬可·波羅在華活動時期，長城的防御功能已經不再重要，作為商人，馬可·波羅相對更關注當地的經濟情況，例如物價、道路和各地的特產等。不過，恰恰是由于馬可·波羅在著作中沒有寫到長城，導致后世曾有人質疑馬可·波羅來華的真實性。

直到抗戰期間，楊志玖先生發表《關于馬可·波羅離華的一段漢文記載》一文，他根據《永樂大典》里的一段文獻記載，考證出馬可·波羅在其游記中所述他伴隨蒙古闊闊真公主從泉州返波斯等事是真實的，其關鍵證據就是《永樂大典》中提到的在泉州為公主送行的使者名字，與《馬可·波羅游記》中記載的使者名字相吻合。由此馬可·波羅來華一事得到了有力證明。

馬可·波羅回國后參加了威尼斯與熱那亞的戰爭，被俘后在獄中向同室難友敘述了東方見聞，聞者無不驚訝。他卻自豪地說，他所知道的事還有很多沒有告訴大家。《馬可·波羅游記》后來成了航海家哥倫布、達·伽馬等人發現新大陸、新航道的隨身指南。

小結

歷史上的絲綢之路分為海上和陸上絲綢之路，絲綢之路作為歷史的延續，一直影響到今天，成為“一帶一路”的文化底蘊和歷史底蘊。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網站明確地將絲綢之路定義為中歐之間的貿易之道。這個貿易背后也有人員、物資、藝術、文明的交流。這些交流也是當今世界所必需的，我們以為，古代絲綢之路在這方面提供了良好的借鑒。

這次絲路之行中，“人文清華講壇”制片人、本次活動的策劃人兼主持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張小琴教授曾與我談到她的感想，我深以為然：歷史其實是先輩塑造的，我們的文化、我們的精神，也可以說是先輩中一個個人、一個個群體塑造的。而在這千年絲路之上，于祁連山下的這出歷史大戲中，現在的我們已經登上了劇本，未來將由現在的我們和未來的后輩接續書寫。

（講座文稿由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生牛雪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