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區的江口明末戰場遺址考古發掘現場。新華社記者 王 曦攝

　　江口明末戰場遺址出水的“蜀世子寶”金印。

　　江口明末戰場遺址出水的“榮世子寶”金印局部。

　　江口明末戰場遺址發現的青銅兵器。新華社記者 王 曦攝

　　江口明末戰場遺址出水的銀手鐲。

日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彭山江口明末戰場遺址搶救性考古發掘取得重要成果。

“欽賜崇德書院”銅印。

　　“永昌督理之印”銀印。

2022年10月，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區岷江、府河匯流處，江口沉銀博物館項目正在施工。

翁光建攝（人民圖片）

本文圖片除署名外，均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自2017年起，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戰場遺址先后進行了5次考古工作，不僅清晰實證了歷史記載的重大事件，而且以出水數以萬計的明代文物，突出顯示了明末中國南方的社會景象。

揭開“江口沉銀”神秘面紗

日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彭山江口明末戰場遺址搶救性考古發掘取得重要成果。

其實，在2020年4月29日舉行的江口明末戰場遺址2019—2020年度考古發掘成果通報會上，來自蜀王府16斤重的“蜀世子寶”金印就吸引了許多人的目光。

彭山江口明末戰場遺址原名彭山江口沉銀遺址，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區江口鎮岷江河道內，北距成都市約60公里，南距眉山市約20公里，是一處保存較為完整的古戰場遺址。

1646年，農民起義首領張獻忠順岷江南下，在此遭遇伏擊，戰敗船沉，傳說上千艘滿載金銀財寶的船沉于江底。

“石龍對石虎，金銀萬萬五。誰能識得破，買斷成都府。”數百年來，民間關于張獻忠“江口沉銀”的傳說也廣為流傳。清代以來，諸多文獻也記載了張獻忠曾沉銀于江口。

自20世紀20年代起，遺址所在的岷江河道內陸續發現有文物出水。到目前為止，已開展5次考古挖掘，每一次都有新的重大發現。

江口明末戰場遺址考古發現引起社會極大關注和國際學術界矚目。2021年，與四川省內的廣漢三星堆遺址、成都金沙遺址一同入選“百年百大考古發現”。

5次考古發掘，出水文物7萬余件

經5次考古發掘，江口明末戰場遺址出水文物已達到7.2萬件。透過一件件珍貴的文物，明末經濟、政治、軍事環境鮮活地展現出來，仿佛就在眼前。

沿著時間線回望。2005年，岷江河道內修建飲水工程，在施工過程中發現一段木鞘，內藏7枚銀錠。2011年，岷江河道內取沙，發現了金冊等文物。2016年，國家文物局批準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眉山市彭山區文物保護研究所，對江口沉銀遺址進行考古發掘。

2017年4月，江口明末戰場遺址水下考古首期收官，發掘面積約1萬平方米，出水文物3萬余件，證實了張獻忠“江口沉銀”的傳說。“江口明末戰場遺址”成功入選“2017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2018年1月24日，江口明末戰場遺址正式開始第二次考古發掘。此次考古發掘，前后歷時近3個月，發掘面積1萬平方米，共出水文物1.2萬余件，發現了大量兵器，進一步證實了遺址為古代戰場的性質。

2020年1月10日，第三次水下考古工作正式展開，4月28日結束，前后歷時3個多月，發掘面積5000平方米，勘探面積1萬平方米，出水文物1萬余件，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發現了一枚“蜀世子寶”金印。

2021—2022年，為配合岷江航電和河堤復建工程，經國家文物局批準，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眉山市文物保護研究所、眉山市彭山區文物保護研究所對江口明末戰場遺址進行兩次考古發掘，發掘面積總計2000平方米，總計出土文物2萬余件。

實證當時政治制度及政權變遷

在彭山江口明末戰場遺址發現的珍貴文物中，鑄造于1643年的虎鈕“永昌大元帥”金印曾被轉賣，后經警方介入追回。這件文物對確認遺址的性質起到極為關鍵的作用。

在遺址三期考古發掘中，出水了一枚“蜀世子寶”金印，臺邊長10厘米、厚3厘米，含金量高達95%。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口沉銀考古項目負責人劉志巖介紹，“蜀”字證明這枚金印原為明蜀王府之物，“世子”為親王嫡長子。從印文可知，這枚金印為明代蜀王世子所擁有，既是蜀世子的身份象征，也是蜀王府歷代世子傳用之珍寶。“蜀世子寶”是國內首次發現世子金寶實物。

在近期的搶救性考古發掘中，又出水了一枚“榮世子寶”金印，方形印臺、龜形印鈕，印面已殘，存“榮子寶”三字。根據2020年度遺址內出土的“蜀世子寶”金印推測，這枚金印應為“榮世子寶”。“榮”字證明這枚金印原為明常德榮王府之物，“世子”為親王嫡長子，從印文可知，這枚金印為明代榮王世子所擁有，是明代冊封制度的又一重要物證。

同時，此次考古發掘中還發現“永昌督理之印”銀印和“欽賜崇德書院”銅印。“永昌督理之印”銀印為方形印臺、印鈕缺失，印面鑄有九疊篆文“永昌督理之印”6字，印背刻有“癸未仲冬吉日造”和印文的釋文。這枚銀印與2015年公安部門追繳回的金質“永昌大元帥印”的印文風格相似、鑄造時間相同，可知二者為同一批鑄印。“永昌”二字為李自成年號，因此推測這枚銀印為李自成為求得張獻忠支持，在其稱帝前夕賜予大西軍，對于研究張獻忠、李自成兩支農民軍關系乃至明末清初的歷史格局具有重要意義。

“欽賜崇德書院”銅印，表面鎏金，長方形印臺，龜形印鈕，印面篆書“欽賜崇德書院”6字。“崇德書院”為明代吉王所建，是王府內講學、刻書的重要場所。吉府“崇德書院”本圖書，無論校勘、版刻、用紙皆為當時翹楚，亦為后世所重，歷來被視為珍本。這枚吉府書院印的發現，對研究明代文化教育，是非常珍貴的實物史料。

確認江口明末戰場遺址的南部邊界

江口明末戰場遺址的主體遺存是1644年張獻忠大西軍與楊展南明軍發生“江口之戰”的古代戰場，但同時也包含了從先秦至民國時期歷代文物的沉積。遺址內發現大量巴蜀青銅兵器和工具，時代上早至西周，晚至戰國，種類包括柳葉形劍、無胡三角援戈、荷包形鉞、斤和鑿等，這批青銅器形制完整，保存完好，尤其是部分西周青銅兵器的發現，對于研究巴蜀青銅兵器的起源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同時，遺址內還出土了數量巨大的歷代錢幣，時代上從戰國時期的秦半兩到民國時期的機制幣均有發現，延續2000多年，幾乎囊括了四川歷代鑄造并使用的錢幣，對于四川經濟史、貨幣鑄造史和岷江內河航運史的研究均具有重要價值。

據劉志巖介紹，通過最近一次的考古發掘，基本上確認了江口明末戰場遺址的南部邊界，對于劃定遺址范圍的工作而言是重大突破。

“遺址內出現了大西政權官銀和兵器集中分布的現象。出土官銀數量近600錠，集中發現于發掘區的中部偏北。且發現的官銀以張獻忠大西政權的稅銀為主，地點主要來自成都周邊的金堂、大邑、簡陽、安岳、洪雅、丹棱等地。推測這批銀錠原為集中放置，后在江口之戰中一同沉沒。在大西政權官銀集中發現區的東側，還發現了箭鏃、火銃和鉛彈等大量兵器，其中火銃包括單眼銃、三眼銃和百子銃等不同類型，同時還發現了部分燒熔的金銀器，為文獻中關于江口之戰采用火攻的記載提供了有力的證據。這一系列發現為我們認識戰爭發生地點提供了新的線索。”劉志巖說。

飾品體現當時手工業水平的精湛

有人說，江口明末戰場遺址的考古成果描繪出一幅明末南方人的生活畫卷。

這話不假，在對江口明末戰場遺址一、二、三期和近兩次的考古發掘中，出水了“忍耐”金戒指、雙龍頭金手鐲、“獨占春魁”金簪、“江山共老”銀鎖、仙人銀簪等大量金銀材質飾品。

在各種飾品中，戒指、手鐲制作非常精美，金釵等頭飾制作也非常精致。

這些精美飾品也印證了明代制作工藝的極大提升。隨著焊接掐絲、鑲嵌等工藝的成熟，出水飾品整體上表現出簡明、快捷、線條分明的特點，其中出水的大量銀耳環、耳墜以及手鐲等飾品，無論從做工還是材質上都顯出精致華美的審美特征，圖案極為精致，花紋十分清晰。惟妙惟肖的圖案和精致的做工，足以體現當時手工業水平的精湛。

此外，人們希望通過祈求神靈保佑以期獲得社會安定和今生富貴安康，也體現在飾品文化中。具體表現為將吉祥圖案作為飾品制作題材，有作為主體圖案的，也有作為點綴的。如出水的一把明代銀鎖，一面刻有“江山共老”，一面刻有“日月同明”，反映出人們對吉祥長壽的美好寓意。

相關專家撰寫的《“江口沉銀”的歷史文化內涵及時代價值研究》一文就明確提到，到明末時期，飾品文化已經呈現出了爭奇斗艷、張揚個性、追新求異的趨勢。

預計2025年完成江口沉銀博物館建設展陳

11月20日，在眉山市彭山區岷江、府河匯流處，江口沉銀博物館項目正在施工。該項目占地200畝，其中博物館占地60畝。項目于2020年9月27日開工，現已完成地下部分及博物館3層建設，完成比例約為主體工程建設的60%，預計今年年底完成主體結構建設。預計2025年，完成江口沉銀博物館建設展陳。

江口沉銀博物館由法國雅克·費爾葉建筑事務所設計。在外觀上，設計引入考古現場“地質分層”和中國傳統文化“天圓地方”的概念，將建筑與在地的環境、文化、民俗充分融合。2019年，該博物館項目入選四川省文化產業發展項目庫。2022年，入選眉山市重點項目。

據眉山市彭山區相關負責人介紹，江口明末戰場遺址考古發掘以來，省、市、區一體統籌、高位推進，分別成立了領導小組推進江口沉銀遺址保護和綜合利用工作，提出“高標準、高起點規劃建設江口沉銀遺址博物館”“爭創國家一級博物館”的要求。

江口沉銀博物館以爭創國家一級博物館等為目標，建成后還將成為四川省水下考古科普基地。

據悉，彭山區還將實施“遺址”提檔升級行動，將江口沉銀博物館建設成為集文物保護、文化傳承創新于一體的博物館，推動江口明末古戰場遺址和武陽故城遺址申報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形成高等級“大遺址”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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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研究大西政權相關制度提供了實證

在江口明末戰場遺址5次考古發掘中，出水了不少刻有工匠名字、地名的銀錠，是研究大西政權銀稅制度以及張獻忠活動范圍的實物證據。第三期考古發掘中，還發現了來自樂至、仁壽、樂山、德陽、廣漢等地的屬于大西政權的銀錠。這對研究大西政權的財政制度以及統治區域均具有重要意義。

在出水文物中，還發現有張獻忠用于冊封妃嬪的金冊，這對于探討張獻忠大西政權的相關政治制度以及“江口沉銀”的歷史背景有著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