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茶師在進行“福鼎白茶”的“萎凋”。文化和旅游部供圖

　　采茶工在福建武夷山茶園采茶。文化和旅游部供圖

日前，“中國傳統制茶技藝及其相關習俗”通過評審，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在中國古代，茶葉不僅是日用的飲品，更是對外貿易利潤的重要來源和維護邊疆穩定乃至推動國家統一的工具。從經由西南大山、西北大漠進入雪域高原的茶馬古道，到南北縱貫歐亞的萬里茶道，無不體現了一片小小茶葉對宏大歷史的撬動作用。

在茶馬古道，藏地民歌唱，“雖然住處各是各，每天生活在一起”

茶馬古道，顧名思義，就是用茶葉換取馬匹的一條貿易通道，主要從西南和西北地區進入青藏高原的西藏、云南等地。雪域高原飲茶歷史悠久，根據學界最新研究，早在兩漢時期四川地區茶葉傳到內地時，藏地先民也開始從云南四川交界的區域品嘗到了茶葉。到了唐朝，隨著文成公主等和親公主入藏，飲茶之風在世界屋脊上更加盛行。

據李肇《唐國史補》，唐德宗年間，大臣常魯公出使當時雄踞青藏高原的吐蕃，公務之余就在帳內烹茶，一解茶癮。有一次，吐蕃贊普入其帳中，見常魯公煮茶正酣，就問道，“此為何物”。常魯公回道，此乃“滌煩療渴”的茶葉，一杯下肚不僅解渴，更可消解煩惱，愉悅心境。言語之中頗有自矜之意。沒想到，贊普根本不以為意，直說“我亦有之”，還讓侍從拿來展示給常魯公，一一指道，“此壽州者，此舒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此昌明者，此邕湖者”。壽州、舒州在皖，顧渚在浙，蘄門在鄂，昌明在蜀，邕湖在湘，由此可知，今天湖南、湖北、安徽、浙江、四川等地所產茶葉，在唐朝就已經在西藏地區有所流傳。而這些茶葉進藏，走的就是茶馬古道。

飲茶可以促進消化、消除油膩、興奮神經，非常適合長期從事畜牧業生產、以肉食為主的高原民族。當時吐蕃用大量馬匹換取唐朝內地的茶葉，贊普設置機構官員專門負責唐蕃茶馬貿易，被稱為“漢地五茶商”。而唐朝鑒于與吐蕃爭雄西北、西南的利害考量，也樂得用茶葉換取高原上雄健的馬匹。畢竟在高原氧氣稀缺的特殊地理條件下成長的馬匹，對內地平原長大的馬匹幾乎是降維打擊。

德宗時期，吐蕃的飲茶習俗主要是在上層社會中流行，集中在王室貴族和寺廟僧人。當時唐朝吐蕃佛法交流較多，內地佛教中盛行的飲茶之風也傳給了藏地僧人。到了晚唐時期，吐蕃末代贊普朗達瑪推行滅佛運動，大量僧人流落民間，將寺院中的飲茶習俗傳播到世俗百姓中，藏地對茶葉的需求量劇增。而后經由五代十國的接力，中國歷史進入北宋時期，對軍馬的需求也是與日俱增。

中國古代王朝的軍馬牧場，主要集中在西北和東北兩地，一是青海和陜甘西部一帶；二是幽云十六州地區。崛起的西夏奪取陜甘西部和青海等地，契丹又割取幽云十六州之地，北宋失去傳統養馬場，只能將目光投向唐朝便已初具雛形的茶馬通道。

宋初在暫時停止與遼的大規模戰爭狀態后，雙方轉入和平競爭。北宋在河北前線與遼開展榷場貿易，用茶葉等商品賺回大量利潤。遼鑒于與北宋的對立關系，禁止向北宋出口馬匹，北宋只有從西夏、大理和分裂的吐蕃各部購買軍馬。而西夏對北宋一直懷有極大的戒心，故在茶馬互市交易上竭力壓縮對北宋的軍馬出口額度。于是，北宋將茶馬互市的主要突破點選擇在吐蕃諸部和云南大理。

北宋神宗年間，僅在靠近青藏高原的甘肅臨洮、臨夏一帶，就設置了6個買馬場。南宋在廣西百色一帶設立買馬司，每年用茶葉換取大理軍馬，形成宋朝與大理之間的“買馬道”。經由“買馬道”，中國的茶葉等商品也通過大理轉運至東南亞和南亞。

歷經兩宋時期茶馬貿易的擴大，真正意義上的茶馬古道，最終在軍事需求和經濟利益的雙重推動下形成。兩宋以相對漢唐頗為局促的疆土，能夠與遼、金、蒙元等草原鐵騎周旋近三百年，與通過茶馬古道互市而來的軍馬有密切關系。

在長期的貿易交流中，茶馬古道更將內地中原與青藏高原逐步連接成密不可分的經濟共同體和生活共同體。如藏地一首民歌所唱，“山上住的是藏人，山下住的是漢人，雖然住處各是各，每天生活在一起”。最終，經由明朝借助茶馬古道對西南的持續經略，到清朝前期，茶馬古道上互市貿易的中原、西南、西北終于深度融合在一個大一統之中。

在萬里茶道，俄羅斯人說，“習慣于喝中國茶，很難戒掉”

隨著茶馬古道沿線各個政權在政治上的統一，中原與西南、西北的交通更加順暢，之前不同政權間的茶馬互市制度，逐步轉化為不同地區間的經濟大循環。于是，中國的茶葉開始尋找新的通道，走向新的世界，這就有了從南北方向縱貫歐亞大陸的萬里茶道。

萬里茶道，又稱中俄茶葉之路，是繼絲綢之路后興起的一條從中國南方直達歐洲腹地的萬里茶葉商道。這一茶道全程達1.3萬公里，從福建武夷山出發，途經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內蒙古等地，向北進入蒙古草原，穿越蒙古戈壁，由庫倫抵達恰克圖，繼續向北進入俄羅斯（除標注外，俄羅斯為地理概念——編者注），然后從東向西延伸，穿越廣袤的西伯利亞，沿途經過伊爾庫茨克、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城市，最終延展到東歐、西歐地區。

自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興起后，連通歐亞的陸上絲綢之路逐漸中斷。西歐通過大航海從海上打通了歐亞貿易通道，而位于亞歐腹地的俄羅斯，因陸路貿易的中斷而無法開辟與中國的貿易新通道。當中國茶葉在西歐聲名鵲起的時候，俄羅斯卻不知茶葉為何物。直到明朝晚期，沙皇和他的近臣們才品嘗到第一口來自中國的茶飲。

清朝建立前后，沙皇俄國逐步向遠東地區擴張，最終與向北拓展的清朝接壤。1689年兩國簽訂《尼布楚條約》穩定國境線后，陸路貿易迅速展開，茶葉等大宗商品開始廣泛進入俄羅斯市場，推動飲茶風尚從貴族階層擴散到整個民間社會。尤其是接近中國的遠東地區，飲茶之風更盛。

據瓦西里·帕爾申的《外貝加爾邊區紀行》，十七、十八世紀時的涅爾琴斯克即尼布楚居民，不論老幼貧富，都嗜飲茶，“早晨就面包喝茶，當作早餐；不喝茶就不上工；午飯后必須有茶”，一般人每天喝茶五六次，愛喝茶的人則每日要喝十到十五杯茶。

對茶葉的嗜好甚至影響到俄國的對華外交，據《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匯編（1619-1792）》，俄國外交官員米勒在1764年所寫的赴華使團意見書中有言，“茶在對華貿易中是必不可少的商品，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于喝中國茶，很難戒掉”。

由于當時清政府不允許外商直接到內地采購茶葉，來自山西的晉商利用地利優勢，壟斷了從內地販運茶葉到俄國的業務。萬里茶道上的茶葉貿易利潤豐厚，據《山西外貿志》，1839年時，在恰克圖以700萬元購買的茶葉，販運到當時俄國的重要工商業中心下諾夫哥羅德后，可賣出1800萬元的高價。

當時茶不僅是外貿商品，甚至可以充當一般等價物使用，具有貨幣與商品的雙重職能。據《蒙古志》，當時蒙古人往往用小片磚茶替代貨幣，“羊一頭約值磚茶十二片或十五片，駱駝十倍之；行人入其境，輒購磚茶以濟銀兩所不通”。

中俄通過萬里茶道形成的貿易繁盛局面，甚至引起馬克思的注意。他在《資本的流通過程》《俄國的對華貿易》等文章中寫道，“茶葉從福建省運抵恰克圖，根據不同情況需要2-3個月之久”“他們在恰克圖會商并規定雙方商品交換的比率，因為貿易完全是用以貨易貨的方式進行的。中國人方面拿來交換的貨物主要是茶葉，俄國人方面主要是棉織品和毛織品”，這就是晉商所言“彼以毛來，我以茶往”。

乾隆嘉慶時期，萬里茶道逐步達到鼎盛階段，當時運往俄羅斯的茶葉主要是福建武夷山茶。咸豐年間，東南戰亂，晉商從武夷山販運茶葉的通路受阻，遂轉運兩湖地區茶葉販往俄羅斯，漢口隨之成為萬里茶道的新起點。

今日的萬里茶道雖然不再具有往日的商業價值，但其歷史意義正在得到重新發現。2013年9月，中國與蒙古交界的邊境小城二連浩特，見證了中蒙俄三國共同邁出的萬里茶道申遺腳步。當時，在“‘萬里茶道’與城市發展中蒙俄市長峰會”上，三國代表一致認為，萬里茶道是珍貴的世界文化遺產，并簽署了《“萬里茶道”共同申遺倡議書》。2019年3月，國家文物局將萬里茶道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萬里茶道申遺正式上升到國家層面。

（吳鵬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