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考古領隊講述考古發掘背后的故事——

為中華文明圖譜勾勒精彩一筆(講述·賡續歷史文脈 譜寫當代華章)

本報記者 劉鑫炎 付明麗 李俊杰 李 蕊 王錦濤

開欄的話

習近平主席在二〇二四年新年賀詞中強調：“泱泱中華，歷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這是我們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回望波瀾壯闊的中華文明歷史，經史子集里書寫著一脈相承的文字，水墨丹青中飽含著“弦歌不絕”的期待，龜甲木牘里蘊藏著“思接千載”的心緒。放眼今日之中國，中華文化的“一池春水”生機勃勃，神州大地升騰起“郁郁乎文哉”的盛大氣象。

本版今起推出“講述·賡續歷史文脈 譜寫當代華章”系列人物報道，關注那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者。

2023年9月，考古遺址研學聯盟在山西太原成立。來自良渚遺址、陶寺遺址等18處中華文明遺址的考古領隊，共話考古發掘和遺址活化利用等課題。

本期報道聚焦其中4位考古領隊，記錄他們躬身田野、潛心考古、薪火相傳的生動故事。

山西陶寺遺址考古領隊高江濤——

“考古的魅力就在于常常有驚喜”

陶寺遺址位于山西省襄汾縣，距今4300年至3900年，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四大早期都邑性遺址”之一。1978年，陶寺遺址正式開始挖掘。40多年來，大規模墓葬群、280萬平方米的大型城址、氣勢恢宏的宮城宮殿遺址等先后被發現。

高江濤(見圖，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供圖)與陶寺遺址結緣是在2003年，剛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讀博士的他，來到陶寺遺址實習。

“剛來就碰到一件大事。”高江濤說。2003年，陶寺發掘出觀象臺遺跡，不少考古學家對此持懷疑態度：觀象臺遺跡中的觀測縫是怎么來的？4000多年前古人的觀測點在哪里？帶著這些問題，當時的領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何努帶領同事進行進一步發掘……

有一天，高江濤在觀測臺地面上意外地發現了一道弧線，里面是花夯土，外面是生土，一鏟一鏟挖下去，弧線越來越長，最終封閉成一個大圓。繼續挖掘，最后出現了內外4個圓形夯土組成的臺子，最里面的圓心跟大家推測的觀測點基本一致。“我們與古人的想法不謀而合！”考古隊員們為此興奮了好幾天，“考古的魅力就在于常常有驚喜。”

2012年，陶寺遺址重新勘探宮殿區，意外地發現了陶寺宮城。當時，高江濤和同事偶然下到一處沖溝里，發現斷崖斷面似乎有夯土痕跡，他們順著斷崖一口氣挖掘了50多米，發現斷面竟然全是夯土。“高度疑似內城城墻。”高江濤回憶。

經過一年發掘，果然發現了四道城垣圍起的一座近13萬平方米的宮城。“宮城的發現，證實陶寺在陶寺文化早期就有可能是一座都城。”高江濤說，這也是中國目前發現的真正意義上的最早的宮城。

2013年，高江濤成為陶寺遺址考古領隊。他走遍了陶寺的溝溝坎坎，見證了陶寺遺址很多重大的考古發現。他將陶寺遺址發掘的意義概括為“幾個點”：“陶寺是百年中國考古的亮點、五千多年中華文明的重要節點、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內涵特質的焦點……”

一年有8個多月在野外調查，常年風吹日曬，今年48歲的高江濤看起來有些滄桑。但一說起陶寺，他總是神采飛揚。“考古隊現在有12個人，90后是主力，還有兩個00后，我是年紀最長的！”高江濤說，“未來，我們還要發掘陶寺遺址手工業作坊區，探索陶寺水系布局結構。”

這幾年，高江濤開始更多地思考陶寺遺址的開發利用。他坦言：“陶寺遺址公園建設和文旅發展起步有點晚。”為了讓更多人了解陶寺遺址，高江濤經常活躍在各種講座、研討會、展覽等活動上。

“今天，考古的外延越來越大，只懂考古已經做不好考古。一個考古人，應該為文化遺產活化利用貢獻更多才智。”高江濤說。

安徽凌家灘遺址考古領隊張小雷——

“喜愛考古就不覺得枯燥和辛苦”

在安徽凌家灘遺址考古現場，總能見到這樣一個身影。不同于在探方里一遍遍刮面、劃線的其他考古工作者，他習慣圍著探方打轉，一手摸著下巴，兩眼緊盯前方，總是若有所思。在他看來，考古不僅要靠體力，更要靠腦力，“邊發掘邊思考，才能有更多令人驚喜的發現。”

這個人便是凌家灘遺址第三任考古領隊、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負責人張小雷(見圖，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灘遺址考古隊供圖)。2020年，凌家灘遺址被納入新一輪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考古工作再次啟動，36歲的張小雷被任命為領隊。

高三那年，安徽蒙城尉遲寺遺址啟動發掘，得知消息后，自小喜歡歷史的張小雷，騎著自行車，奔波了100多里路，從家鄉安徽利辛縣趕到遺址現場。

“第一次現場看考古發掘，跟書上講的不太一樣。”那一年高考，張小雷如愿考進安徽大學歷史系，此后又考取了山東大學的研究生。2010年研究生畢業后，他來到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

在第二任領隊吳衛紅主持凌家灘遺址考古時，張小雷已經參與了相關考古工作。在接手主持遺址考古工作后，張小雷帶領團隊對凌家灘遺址的大型紅燒土遺跡片區、外壕北段進行了發掘。

走進凌家灘遺址一處展示區，遠遠地就能看到搭建在西側的白色大棚，棚中是張小雷和團隊的重要發現。“在這里，我們共挖掘出各類器物260余件。”張小雷介紹。

考古發掘是一項精細的手藝活，需要十分的耐心。“為了盡可能還原這里的形成過程，剛發掘時，這里被分割成一個個30×30厘米的小方格，大家數著格子，拿著小刷子、小鏟子，趴在地上清理了一個星期，才挖了幾厘米深。”張小雷邊模仿發掘動作邊說。

“考古工作中最激動人心的莫過于文物出土的時刻。”到現在，張小雷還清楚地記得發現龍首形玉器時的場景。“那是2022年4月12日下午，已經到了下班的時間，大家正在做收尾工作。隊員趙波在清理發掘現場東北角的大口尊時，發現底部有一件玉器。”張小雷回憶，剛出土時，玉器上蓋滿了泥土。

繼續清理，張小雷發現這個玉器造型非常奇特，一端陰刻成龍首形略上翹，另一端為尖錐形。這是我國史前考古中從未發現過的玉器形狀，而且工藝精湛。

張小雷常說，自己是幸運的，遇見了凌家灘。在他看來，配合基建項目的考古才是大部分考古人的常態：打點、布方、挖土、畫圖……這些基礎工作枯燥且辛苦。張小雷說，是“熱愛”支撐他一路走到今天，“喜愛考古就不覺得枯燥和辛苦”。

入冬后，天黑得早了，張小雷總覺得時間不夠用。忙完一天的現場考古發掘工作，扒拉幾口飯，他又匆匆地趕回辦公室。“張敬國、吳衛紅等老一輩考古工作者幾十年艱辛探索，才讓凌家灘文化展現在人們面前，我們要繼續努力。”張小雷說。

山東城子崖遺址考古執行領隊張溯——

“觸摸陶片，我感受到了歷史的溫度”

北風冷峭，在山東濟南市章丘區城子崖遺址發掘現場，張溯(見圖，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握著一把手鏟，小心翼翼地刮著土層，窸窸窣窣的聲響在周圍回蕩。

80后張溯是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張溯笑言，自己是“陰差陽錯”地與考古結了緣。

“起初報考的是山東大學中文系，結果被調劑到考古專業。在文學和影視作品中，考古過程跌宕起伏、生動有趣，實際上考古工作很平淡、枯燥。”張溯說。

為何能堅持？“從書本走向實踐，興趣油然而生。”張溯說，“上課時，老師用粉筆在黑板上畫出一件件文物；大三實習時，我來到濟南月莊遺址，觸摸陶片，我感受到了歷史的溫度。”

橫貫齊魯大地的齊長城，沿泰沂山脈迤邐而行。2008年，山東啟動“齊長城資源調查項目”，剛參加工作不久的張溯參與其中。

“老鄉們稱當地的齊長城為‘野長城’。上山的路滿是荊棘，只能請老鄉在前邊拿著鐮刀幫忙開路，我們背著二三十斤的物資翻山越嶺。”張溯回憶，有一次野外勘查，突然下起大雨，只能臨時返程。一行人走到一處山澗，蹚著水前進，水淹沒了膝蓋，還隱約聽到了狼嚎，“一顆心提到了嗓子眼兒，從中午一直走到夜里12點，才走出山。”

歷經一年時間，張溯與同行隊員基本厘清了齊長城泰沂山段的長度、路線、建筑方式、保存狀況。“正所謂‘欲學術之發達，必視學術為目的，而不視為手段而后可’，當發表出學術成果，我才讀懂了這句話的含義。”張溯說。

在張溯看來，考古發掘就像“開盲盒”。“由于每一處遺址的具體情況都不一樣，有時確實能開出‘驚喜’，但是，過程是漫長的，必須要有一種甘坐冷板凳的執著。”張溯說。

以城子崖遺址為代表的龍山文化，是繼仰韶文化之后我國新石器考古的又一大重要發現。目前，城子崖遺址已進入“考古中國”重大項目“海岱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項目，張溯擔任此次發掘的考古執行領隊。

“發掘是在城址北部，遺址地層疊壓關系復雜、密度大。站在探方里，就像看一處復雜的微縮景觀。”張溯介紹，這兩年，他們耐下心來、抽絲剝繭，細致分析每一個堆積單位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有何特征，疊壓打破關系是怎樣的，再根據堆積特征和出土陶片分析其年代……

城子崖遺址發掘的另一難點，在于涉及多學科知識。張溯不但從書本中學，還會外出“拜師”學習。在工作中，張溯結識了一名山東大學在讀博士，恰巧在章丘區焦家遺址工作。“我會向他請教地理方面的知識，他也常來找我，探討對比兩個遺址的不同點。”張溯說。

“考古就是讓我們看見歷史的那雙‘眼睛’，讓我們明白人類是如何從漫漫歷史長河中行進至此。正因如此，才有了一代代考古人躬身田野、接續奮斗。”張溯說。

甘肅臨潭齊家文化遺址考古領隊毛瑞林——

“撥開層層黃土，揭開古代文明真容”

墻角立著洛陽鏟，桌上堆滿考古報告，連電腦桌面也是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發掘舊照……一進毛瑞林(見圖，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圖)辦公室，“考古”的氣息撲面而來。

毛瑞林是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從事考古工作30多年。1986年夏，在老家甘肅渭源縣，剛剛參加完高考的毛瑞林填報了吉林大學考古系。彼時，黃土高原的小縣城，考古學鮮有人知。

千里求學，第一堂專業課，毛瑞林卻有些失望——學習認石頭。幾堂課下來，毛瑞林發現，認石頭是辨別石器類型、加工方式、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等概念的重要方式。此后4年，他課上勤學，課下勤練。一把洛陽鏟，用得嫻熟。“裝載”完技能，毛瑞林被分配回了甘肅。在甘肅，年輕的毛瑞林正好趕上了懸泉置遺址發掘。

懸泉置位于今天甘肅瓜州縣和敦煌市交界的戈壁上，是漢朝官員西出陽關、西域使者東進長安的中轉站。當時的發掘現場，無房屋、沒餐廚，回敦煌市區的車一天只有一趟，單程兩個小時。

“不怕生活條件苦，就怕沒考古發現。”回想當年，毛瑞林不無感慨，經過一段時間的發掘，一無所獲。

繼續堅持，轉機終于出現。當發掘到30厘米左右時，現場發現了絲綢殘片、青銅器殘片、鐵器殘片等文物。再向下，成果驚人，懸泉漢簡問世了。“一天就出土了1000多枚。”毛瑞林興奮地說。

深埋兩千多年的漢簡被挖出時，沾著一層沙土。“不能水洗，見水簡廢。”毛瑞林說，必須用小毛筆一層一層刷，用牙簽一點一點剔。他和同事白天挖掘，晚上清理。考古隊返回蘭州休整，毛瑞林獨自留守。大漠戈壁，只他一人。白天，深入懸泉溝，勘察古人走過的路；晚上，仔細研究漢簡，感受漢代的歷史余韻。

歷時兩年，毛瑞林和同事一起，叩開了懸泉置關閉千年的大門，證實了古絲綢之路的繁盛。2014年6月，懸泉置遺址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此后，毛瑞林每年都有七八個月在考古發掘現場度過。2008年7月，毛瑞林帶隊發掘臨潭磨溝齊家文化遺址，“當時正值盛夏，烈日高懸，熱浪灼人，我們撥開層層黃土，揭開古代文明真容。”

毛瑞林說，經過10多年不間斷的工作，目前共發掘清理面積約1萬平方米、墓葬1700余座，出土石器、骨器、鐵器等不同質地隨葬器物約1萬余件(組)。

“石器和骨器是當時的主要生產工具，大量出土不足為奇。”毛瑞林說，令人驚嘆的是，出土了金耳飾和我國目前發現最早的鐵器。“這說明，齊家文化分布區是古代中國早期文明中冶金術最發達的地區之一。”

“考古發掘出的遺跡遺物，可廓清歷史脈絡、‘證經補史’。”毛瑞林說，近年來，考古學越來越受到關注，這是考古工作之幸、考古人之幸，“若再回當年，還學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