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淄博1月14日電 題：為什么說西漢齊王墓出土的銀豆是個地道的“混血兒”？

——專訪齊文化博物院副研究館員王曉蓮

中新社記者 梁犇 趙曉

在山東省淄博市齊文化博物館內，一件出土于臨淄區漢齊王墓陪葬坑中的銀豆，被外界視為中西合璧的“混血兒”。它上半部的銀盒來自于伊朗南部的埃蘭，通過絲綢之路來到中國，具有古代西亞藝術風格，齊國工匠通過二次加工給銀盒加了下半部的柄和圈足，使之成為銀豆。據考證，銀豆是中國絲綢之路的“見證者”之一。

銀豆如何實現從“盒”到“豆”的“蝶變”？為什么說它見證了中西文化交流和絲綢之路的繁榮？齊文化博物院副研究館員王曉蓮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對此進行深入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現收藏于齊文化博物館的銀豆起初是如何被發現的？被埋藏在什么墓葬中？

王曉蓮：位于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的窩托村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村落，村南有個高大土冢狀若山丘，雖經歷千年的風雨剝蝕，其封土仍高達24米，遠遠望去，規模宏大，氣勢非凡。據明嘉靖《青州府志》記載，此墓為淳于髡墓。淳于髡為戰國時期稷下著名學士之一。

這個高大冢子下面到底埋藏的是不是淳于髡駙馬？1978年秋天，為配合膠濟鐵路東風車站擴建工程，經山東省文物部門批準，淄博市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對此墓進行了系統的勘測。

勘查表明，原來的封土面積遠比現存的要大很多。墓室位于封土中部，為長方形“中”字形大墓，南北向，墓室深20米。墓室南北各有一條墓道，南墓道長約63米，北墓道長約39米。在北墓道的西側和南墓道的東西兩側發現了5個長方形陪葬坑，結構基本相同，都是在長方形的豎穴土坑內構筑木槨。

1978年11月至1980年11月間，考古工作者先后對5個陪葬坑進行了發掘整理，出土文物總計12000多件，數量之多，品級之高，轟動全國，令專家們震驚不已。1號坑是隨葬器物坑、2號是殉狗坑、3號是兵器儀仗坑、4號是殉車馬、5號是兵器和器物坑，這件銀豆就出土于1號隨葬坑。

隨葬坑中沒有發現明確紀年的遺物。從出土遺物的形制、花紋、組合、銘文等方面觀察，具有西漢初期的特點。考古人員對53件有銘刻漢代官職銅器和銀器銘文“齊大官”“齊食官”等釋讀后，證實了此墓并非是生活在戰國中期的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墓，而是漢代齊王墓。

中新社記者：為什么說銀豆是中國絲綢之路的“見證者”之一？

王曉蓮：銀豆的主體為銀器，子母口帶蓋，平蓋微弧，頂置三個銅制獸形鈕。豆盤淺腹內收，小平底，下接銅制矮圈足，器身及蓋面均錘揲兩圈尖瓣形凸泡飾，尖端相對，交錯排列，簡潔大方。

此豆上半部的銀盒具有明顯的古代西亞藝術風格，這也是它最初來到齊國時的形制。雖經歷了2000年的風沙掩埋，整件器物猶如初造，高貴華麗。專家通過對國內外現存所見同類器物造型、紋飾、工藝方面進行比對研究，這種尖瓣形紋飾又被稱為“裂瓣紋”。

實際上這種“裂瓣紋”在西方非常流行，是西方藝術的典型紋飾，與2500多年前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國時期的同類器物在文化特征上表現出高度的一致性。

據考證，銀豆結構中的“盒”是西方波斯國家的器物(今伊朗南部埃蘭地區)，系舶來品。因此說它是中國絲綢之路的“見證者”之一。

中新社記者：既然銀豆最初來到齊國時是以“盒”的形制出現，那它是如何實現從“盒”到“豆”的“蝶變”？

王曉蓮：“豆”是一個象形字，盤下附高足者稱為豆，“豆”是此類物品的泛稱，在中國古代常被作為盛放調味品或食物的器皿。

銀豆最初來到中國時只有“盒”的結構，齊國人根據自己欣賞和使用習慣，在蓋上嵌入3枚銅質獸形鈕，便于拿放；在盒底加上銅質喇叭形底座，增強銀盒的穩定性。之后這件外來物品被改裝成符合漢代審美器物——“豆”，更加方便當時的人們使用。

綜上來說，銀豆結構中的銀盒是舶來品，但蓋上的三個青銅獸鈕和下部的高圈足是來到中國后，由中國工匠按照中國人的審美和生活習慣增加上去。換言之，這件文物是個“混血兒”，它的身上流淌著兩種文化血液、兩種文化基因，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產物。

中新社記者：在齊文化博物館中，還有哪些像銀豆這樣的絲綢之路“見證者”？齊國在當時如何聯通中外？

王曉蓮：我們館內還存有漢代蒜頭壺、戰國時期琉璃珠(俗稱“蜻蜓眼”)、戰國時期異域風格金耳環等都是絲綢之路的見證物，另外有漢代的胡人俑等是中國早期對外交流的有力實證。

作為曾經“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的東方大國，齊國基于強盛的國力，與國外的經貿、文化交流也比較早。我們從《管子·揆度》記載的齊桓公與管仲一段對話中得知，早在春秋時期齊國就與朝鮮有貿易往來，用絲綢交換皮毛，這是中國與朝鮮半島商業往來最早的記錄，也是齊國開辟“東方海上絲綢之路”的實證。

到了漢代，隨著絲綢之路的正式開啟，齊地陸路對外交流已經十分深入，海上交通也更加成熟，外國的工匠、工藝和范式陸續被引進，融入當地的文化之中，產生了許多中西合璧的藝術作品，正如前面列舉的銀豆、蒜頭壺、金耳環、胡人俑等。

齊國不僅有雄厚的經濟實力，還有獨特的地理位置。它地處沿海，同時又與內陸聯系密切，因此，漢代山東中外文化和貿易交流應是海陸并行。研究表明，齊國的海上絲綢之路與眾多絲綢之路均存在密切聯系，從臨淄周邊出土極具異域風格的文物證實了這一說法的可靠性。時至今日，山東仍依靠獨特的地理位置與國外進行頻繁的文化和商貿往來，開展產業、能源資源、貿易投資等多領域的區域經濟合作。(完)

受訪者簡介：

王曉蓮，齊文化博物院副研究館員，淄博市文化和旅游局文物保護專家庫成員。長期從事文物保護、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及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工作，近年轉入博物院工作，主要從事《齊文化》刊物的編輯出版。多年跟隨參與中日合作銅鏡范及銅鏡課題研究項目，牽頭編著修改了《臨淄區文物志》，主持完成兩項課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