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根與魂。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的提出，擘畫了新時代黃河治理保護的藍圖。寧夏在建設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先行區的號角中，高度重視黃河文化的發掘、整理、傳播、傳承。近日，寧夏作家協會主席郭文斌專訪寧夏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陳育寧的文章在《黃河文學》雜志發表，引發各界關注。陳育寧認為，黃河文化是中華民族在黃河流域形成發展進程中所創造的文明成果的總和，它雖然不是中華文明的全部，但它是中華文明中最有代表性、最具影響力的主體文化，是中華民族精神世界最核心的組成部分。

文章原題《在山河之間——寧夏黃河文化的生成及內涵特征》，轉載時有修改。

郭文斌：陳老師好。自古以來，黃河流域的發展一直關乎著中華民族的繁衍生息，黃河哺育了中華文明，也哺育著沿岸諸多城市。關于黃河，大家從地理意義上、非遺意義上、生態意義上談了很多，都談得很好。在黃河文明和黃河文化的層面上，我感覺還是要再深入。您長期從事民族史、民族史學理論研究和教學，在民族歷史文化領域建樹頗多，很高興今天與您就黃河文化展開討論。首先，請您談談我們該如何認識黃河文化？黃河文化在中華文明中有著怎樣的位置和意義？

陳育寧：2019年9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鄭州主持召開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時說：“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根與魂。”這是對黃河文化的基本定位，是我們深刻認識黃河文化內涵及其功能的指導思想。黃河文化是中華民族在黃河流域形成發展進程中所創造的文明成果的總和，它雖然不是中華文明的全部，但它是中華文明中最有代表性、最具影響力的主體文化，是中華民族精神世界最核心的組成部分。

郭文斌：總書記的這句話有一個重要的功能——喚醒中華民族基因性的一種記憶和情感。細看黃河流域的發展史乃至整個中華文明的發展史，尋根問源，再結合如今對黃河流域的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所做的諸多努力，我們才能真正理解黃河文化“根”與“魂”的重要定位。

陳育寧：是的。黃河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從舊石器時代起，黃河流域就出現了有明確特征的文化形態，如寧夏靈武水洞溝遺址的河套文化。華夏先民選擇最早的繁衍生息之地就是黃河流域，黃河流域為我國境內最早的人類提供了養育生命的水源。易于棲身和生存的氣候條件、居住條件、狩獵采集和耕種條件，他們在黃土高原最早發展旱作農業，最早在黃河中下游各支流流域進行農業開發。考古發現表明，公元前6000年就有了粟、黍等旱地作物，這些中國最早的農業種植作物就出現在黃河流域。農耕業成為社會的支柱產業并改變了人類社會的進程，同時也培育了從事農耕的民族。人們逐漸學會聯合起來治理水害，學會利用水利進行種植，進一步使黃河融入生產生活，社會有了更大進步。游牧民族進入沿河區域后，繼續利用近水的優勢，推動農耕業和畜牧業發展，兩種生產方式的互補也促進了民族間的交流交融。從夏、商、周進入文明時代，之后延續數千年，社會經濟以農耕業為基礎，又推動了城鎮等居住中心的形成以及連結這些中心及四周的交通的拓展。在不斷吸收、擴展的同時，各民族間的往來交流更為頻繁和緊密，相互融合壯大成為趨勢，最終融為一個整體。這一切，源于黃河的滋養，源于黃河文化的不斷武裝。歷史表明，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發祥之地、凝聚之地，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形成的直接根源。

從寧夏中衛沙坡頭遠眺黃河（中國網記者 李培剛 攝）

黃河文化是中華民族的“魂”。中華民族之所以歷經磨難而不衰，愈加壯大強盛，是因為中華民族有追求“盛世”和大一統的精神支柱，有堅韌不拔的自信和毅力，有開放包容的博大胸懷，有極具聰明才智的創造力。這些民族的品格和精神所鑄就的中華文明，像奔騰的黃河一樣，日夜不息，傳承不斷。在這樣的民族品格和精神培育下，沿黃河流域的各個分散的勢力，在與水害拼搏的過程中，越來越意識到聯合起來的重要性，經過不斷分化、聚合，最終由分散走向統一，統一成為進入黃河流域各民族的共同追求；沿黃河流域以農耕業為基礎的發展，帶動了灌溉工程、生產技術、天文歷法、醫學算術等方面的發展，促進了四大發明的出現，對世界和后世都產生了深遠影響；沿黃河流域以農耕業為基礎形成的上層建筑，包括國家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宗法制度及治理觀念、傳統習慣等，成為維系社會穩定、延續文明進步、維護國家統一的必要條件；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諸子百家思想、史學文學巨作、各類藝術成就、宗教信仰和傳播、倫理道德、天人合一觀念等，大都發芽形成于黃河流域，這些傳統文化的精髓，深刻影響著中華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性格，其精華傳承至今，成為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動力所在，成為當今中華民族人生觀、價值觀的核心組成部分。

郭文斌：我在做《記住鄉愁》的時候，也有這樣的發現和感受。從伏羲到黃帝，然后到大禹這一路做下來，這些形成我們文明的主要板塊就在黃河流域，應該說在數千年的文明中，黃河文明一直是中華明的中心，所以“根”與“魂”是總定位。但黃河流域各地區有著各自不同的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歷史，各地區的文化也具有各自的特征，需要結合起來解讀。

陳育寧：“根”和“魂”是一個覆蓋整個黃河流域的大范疇、大概念，是我們認識和理解黃河文化內涵的總思路。黃河發源于青藏高原，過雪山，越高原，穿峽谷，納百川，注平原，橫跨中國，歷史悠久，文化深厚。如今黃河流經九個省區，全長5464公里，黃河流域省份總人口數達4.2億，占全國總人口數的30.3％。黃河流域的地區生產總值占全國生產總值的26.5％，是我國主要的經濟地帶。黃河流域是多民族聚居地區，少數民族占10％左右。解讀“黃河文化”這個大題目，必須要置于大背景下，要有大視野。但黃河流域每段地域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歷史變遷各異，所呈現的地域文化表現形態、內涵特征各有不同。所以，我們在認識和研究黃河流域具體地域的文化時，要以總思路為基本依據，和地域特征結合起來，作具體分析，以求得到實事求是的闡釋。

郭文斌：寧夏作為沿黃九省中唯一全境屬于黃河流域的省份，其地域特征和地理優勢就很明顯。

陳育寧：寧夏處于黃河上游，黃河從甘肅中部沖出黑山峽在中衛南長灘流入寧夏，經中衛、吳忠、銀川、石嘴山四市入內蒙古境，全長397公里。據地質專家考察，黃河發育是在長期的過程中，受地質板塊運動的影響，分段獨立形成水系，最終連通成一條大河。有一種說法是，從二三百萬年前開始的地質構造上的第四紀，是黃河孕育發展的時期。那時包括寧夏北部地區的河套區域周圍都是湖泊，造山運動逐漸把這個區域抬起來，原來湖泊里的水流向周邊，湖泊縮小后連在一起，形成階段性河流，這是最早的一段黃河；一百萬年前，由于河水的沖刷，三門峽被打開，河水向東而去，連接起下游的湖泊，通向海洋，這是黃河形成的第二段；到十幾萬年前，青藏高原隆起，高原的湖泊開始集中起來向東方的低處流，至河套后與其以下的河水相連，最終形成了黃河。也就是說，黃河分三段形成，首先形成的是河套區域這段黃河，寧夏平原正是處于河套西部。

流經寧夏的黃河段，一個突出的優勢是地理條件優越。寧夏境內山舒水緩、平川沃野，黃河經過寧夏平原，自然落差約二百米，河面稍低于地面，引水灌溉條件得天獨厚。又有賀蘭山為屏障，氣候宜人，陽光充足，極具宜耕、宜牧、宜居的環境，又傍歷史上的絲路大通道和南北民族交匯之地，人流、物流頻繁，為黃河開發打下了基礎。

寧夏吳忠黃河美景（中國網記者 李培剛 攝）

郭文斌：請您再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詳細講講寧夏黃河文化的生成。

陳育寧：寧夏與黃河，經過了漫長的開發利用、磨合相融的歷史過程，一個先決條件是國家的統一。中央集權制的建立和實施，進而可以整合社會資源，進行大規模的移民開發，這就是西方學者稱之為東方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即國家有權力、有能力組織實施大型工程。秦漢時在短時間內可將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移民從中原內地移至今內蒙古、寧夏、甘肅一線，并安置下來屯田戍邊，沒有強大的國家力量難以辦到。安置移民屯田開發的起因與民族關系的變化直接相關。秦統一之前，寧夏北部地區原為羌戎所居之地，人口稀少，他們生活在干旱荒漠地帶，過著游牧、采集、狩獵和原始旱作農業的不穩定生活。秦始皇統一六國后，與北方匈奴的矛盾突出。秦大將蒙恬北擊匈奴，攻取河南地（今寧夏平原及內蒙古河套地區），沿河置縣，從此大量戍軍抵御匈奴，成了秦漢兩朝的基本國策。為解決軍需供應，西漢初，晁錯提出“移民實邊”，主父偃建議在河套屯田，趙充國詳陳屯田制之利，使屯田戍邊系統化為一種明確的制度。僅漢武帝時期，就向西北地區移民三次，人數達100多萬，進行屯田戍邊。寧夏平原是安置移民屯田的主要地區，帶來中原農耕種植技術的大量移民，在寧夏平原開渠引水，灌溉農業得到普遍發展。此后歷朝歷代都繼承這一傳統，充分利用灌區的有利條件，修浚舊渠，開挖新渠，擴大灌溉面積，灌溉農業漸成寧夏平原的主業。北魏初年，北方統一，中原及南方移民于今寧夏平原引水墾殖，寧夏平原灌溉面積約六十萬畝。至盛唐時期，邊防穩定，民族相融，寧夏平原引黃灌溉得到較快發展，自流灌溉渠系初具規模，灌溉面積超過100萬畝，寧夏平原成為其賴以生存的“膏腴之地”，灌溉面積達160萬畝。元、明、清時期重農務本、獎勵開墾，寧夏引黃灌區得到穩定發展。至19世紀，寧夏引黃干渠已有二十余條，長度超過1500公里，灌溉面積最高達到210多萬畝，寧夏引黃灌區成為名副其實的糧食生產基地。

實行移民實邊的初衷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解決戍邊軍需的供應問題，而結果卻通過穿著士卒衣衫的農業人口，把中原地區先進的農耕文化傳到寧夏河套等邊遠地區，利用黃河灌溉，開發了大片良田，造就了一個經久不衰的綠洲。綠洲的出現，促進了邊遠地區的經濟發展，也深深地吸引和影響了北方游牧民族，對于統一局面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起到了推動作用。寧夏黃河沿岸區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為整個黃河流域最早形成的灌溉農業區、精耕農業區，成了北方的重要糧倉之一。由此而形成的地域文化自然是以農耕業為主干的文化，以利用黃河資源為核心的文化，以各民族共建家園為內涵的文化，這就是寧夏黃河文化。因為以寬闊平原為主的自然地理條件，寧夏黃河文化具有開闊、大氣而又穩定、舒展的氣質；因為中原不間斷移民及傳播交流的影響，寧夏黃河文化主要吸收和擴展了中國傳統的農耕文化，不僅體現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觀、生態觀，而且因地制宜地發展了農耕技術和農耕工具；因為處于北方諸民族交匯地區，寧夏黃河文化更具有包容性、融合性。

郭文斌：在這種包容性、融合性的特點之下，寧夏黃河文化被賦予了什么樣的內涵呢？黃河文化在寧夏的歷史文化中有著怎樣的地位和影響？

陳育寧：寧夏黃河文化內涵豐富，它包含黃河流域寧夏段全部文明成果的內容和元素，有各民族勞動人民在長期社會生產和創造實踐中所形成的價值觀念、精神訴求、思維模式、語言表達、文學藝術成果以及行為方式等精神層面的內容；有生產對象、生產技術和工具、飲食、服飾、建筑、制作等物質層面的內容；還有各個歷史時期形成的有時代特征的地域文化，如移民、邊塞、軍事、戰爭以及開渠治河等內容，還有依黃河而生存的各個民族所創造的民族文化的內容。黃河文化是寧夏最具有全局性和代表性的文化，地位和影響十分重要，農耕文化、邊塞文化、移民文化、絲路文化、長城文化以及不同民族文化等表現形態，其總的根源都在于黃河文化。

郭文斌：請您展開講講，寧夏黃河文化在體現黃河流域文化共性的特征的同時，其內涵又具有什么樣的突出特點？

陳育寧：第一個特點是黃河水文化與農耕文化高度融合。黃河水文化一般是指人們對黃河水資源的認識、開發、利用及管理、保護的知識等；農耕文化一般是指人們對農耕生產的認識、對自然規律的順應、掌握，以及農耕技術、工具的創造發明等。這兩種文化的表現形態和知識內涵都是寧夏地域文化的主要內容，但更為突出的是，這兩種文化在寧夏高度融合為一體，長久傳承，廣泛應用，不斷豐富，成為寧夏黃河文化的主要內容。

自秦漢開發以來，各族人民不斷加深對黃河及其規律的探索認識，充分利用兩岸土地平整宜于農耕、河床穩定又有適度跌差的自然優勢，開渠引水，自流灌溉，又通過內地移民引進中原成熟的農業技術，用牛耕作，使用和內地相同的鐵制農具，麥、菽、谷等農作物先后被引進種植，將中原的農耕文化擴展到邊陲地區。東漢時創造了“激河之法”，在河中落石下沉，形成潛壩，抬高渠口水位，以提高灌溉效益。北魏薄骨律鎮將刁雍，根據農民的耕作實踐和經驗，運用輪灌辦法，既滿足了農作物對水分的要求，又盡量擴大了灌溉面積。西夏時，發明了“墊草”圍堰固渠技術。西夏頒定《天盛改舊新定律令》，涉及水利管理的法律條文有五門四十多條，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元在寧夏設立河渠司，專門負責農田水利建設。忽必烈派水利專家郭守敬到寧夏治水，郭守敬對唐徠渠、漢延渠等干渠和幾十條支渠進行徹底修繕、改造，修筑水壩和水閘（斗門），釆用“卷埽”的辦法護堤，使灌溉體系更加完善。清雍正時兵部侍郎通智到寧夏主持開渠事務，修筑惠農渠，動員民眾沿渠兩岸種植楊柳樹。寧夏引黃灌區的工程設計、建筑技術、工程規模、灌溉面積等在歷史上處于當時的領先水平，灌溉渠系、排水溝系及一些閘壩涵洞等工程的基本格局保留至今。

寧夏黃河灌區開發的長期實踐，形成了將黃河水文化與農耕文化有機結合的知識體系，這種文化的積累和應用，指導和推動了黃河灌區的建設，也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善于利用黃河水和水利設施進行農耕的農民，他們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創造了延續至今的中國最早灌溉農業區的典范。

第二個特點是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寧夏黃河灌區自秦漢開發后，原來環境脆弱、生產單一、封閉落后的荒蠻之地，面貌開始發生根本改變。在開發初期，大規模的移民和屯墾，適應了當時的社會需要，人們也嘗到了天時、地利的甜頭，漸漸形成順應自然經營灌溉農業的生產方式。此后歷朝政府將這一地區作為移民實邊的重點地區，在不斷容納人口的同時，擴展灌區土地，人、地關系保持著基本協調的局面。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民族南下，寧夏平原農耕與游牧并行發展，移民墾殖并未中止，農耕一直是主業。隋推行均田制和輕賦稅制，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和人口的迅速增加。唐時寧夏平原形成了較完善的干渠、支渠相配套的自流灌溉系統，糧草充足，成為當時人口遷入的重要地區。明代充分利用寧夏黃河灌區的水利優勢，發展軍屯、民屯、商屯生產，因屯田而形成的“屯堡”，演變成了后來的鄉鎮、縣城。清代時期，寧夏平原農作物產量大幅提高、品種增加，成為這一地區歷史上農業發展最為繁榮的時期。

在長達兩千多年的開發歷程中，對黃河水資源的有效利用，協調了寧夏平原水、地、人的分布，在人口不斷增加和經濟承載力持續提高的同時，寧夏平原不斷創造新的生態平衡，培育了人工水文網，成為西北干旱區地下水最豐富的地區之一，最終形成了寧夏引黃灌區這塊綠洲。如果沒有這塊綠洲，環繞其四周的三大沙漠就會連成一片，其后果不堪設想。這塊綠洲不斷發展和完善，成為我國西部重要的生態屏障，起著維護黃河中上游及華北、西北地區生態安全的重要作用。人們從歷史經驗中得到的另一個重要收獲，就是與黃河結成友善關系至關重要。對黃河的合理有效開發，賦予了人、地生存和改善的空間，這也是“天人合一”的結果，是崇尚傳統“道法自然”的結果。這一傳統觀念在寧夏黃河流域各族人民心中根深蒂固，呵護黃河成為深入人心的觀念，也創造了許多保護黃河的有效措施，從而形成了人與自然相協調的傳統局面。

第三個特點是民族融合共建家園。從先秦戎族進入寧夏開始，北方游牧民族就不斷進入寧夏平原，他們將草原游牧文化帶入寧夏的同時，很快接受了有更大利益的灌溉農業。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安置歸附的匈奴、鮮卑等部眾，北方少數民族大規模南下大遷徙。進入寧夏平原的各民族，漸漸由牧轉農，繼而定居務農，融入為開發灌區的新成員，有許多民族還融入漢族之中。唐代是各民族融合的又一高峰期，這個時期朝廷實施“羈縻府州”政策，安置內遷的少數民族部眾，寧夏平原也是設置羈縻府州的主要地區。貞觀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李世民親到靈州（今吳忠利通區），接受鐵勒回紇等少數民族部眾的歸附，并將他們妥善安置，少數民族部眾共呼唐太宗為“天可汗”。這是歷史上著名的民族友好事件。西夏時期大批少數民族部眾進入寧夏平原，他們崇尚吸收中原漢文化，看到了寧夏平原得天獨厚的發展農耕業的優勢，很快從以游牧生產方式為主轉型為以農耕生產方式為主。在約兩個世紀里，寧夏黃河灌區有了新的擴大和發展，成了各少數民族與漢族相交相融的地區。元朝時期在寧夏定居的少數民族，他們大多參加屯田、務農和經商。到了元末明初，寧夏地區成為回族的主要聚居地。到了清朝，寧夏各民族關系融洽，經濟文化有了新的發展，人口有了大幅增加。嘉慶年間，寧夏北部地區的人口，較200年前的明嘉靖年間超過10倍。有統計說，歷史上寧夏地區曾有二十多個民族定居繁衍，如果加上流動遷徙的民族，應不止于此。寧夏黃河灌區開發以來，無論哪個民族、通過什么途徑移民于此，他們都要利用這里的自然條件和開發基礎，順勢而為，承續農耕。他們都意識到黃河之利的重要性，在繼承灌溉傳統的同時，又擴大灌區，再度移民，通過推進農業生產獲得更大利益。可以說，各民族共同保護了黃河、開發了黃河，共同經營了黃河。在這個相依相融的歷史過程中，有些民族發生了演變，有些民族不存在了。但無論如何演變，存在或消失，它們都曾憑借黃河提供的生命動力和匯集作用，憑借寧夏平原這個舞臺，相互吸收，不斷壯大，演出過本民族的史劇，為中華文化的多彩和中華民族的融合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它們最終的歸宿，是完全融入了中華民族共同體之中。黃河是它們共同的母親河，民族融合也成為這一地區的悠久傳統。

羊皮筏子已成寧夏段黃河多個景區的旅游體驗項目（中國網記者 李培剛 攝）

郭文斌：這三個特點也是寧夏黃河文化中中華文明整體觀、天人合一觀的具體體現。黃河文明、黃河文化，圍繞著黃河進行發展，要保護和利用自然，就必須形成它的一個哲學的整體觀，黃河水文化與農耕文化、人與自然、不同民族之間，就不能相互割裂，必須要相依相融相互協調才能求得發展。所以整體觀應該是黃河文明、黃河文化的核心之理。這種觀念之下，寧夏黃河流域生活的人們才能不斷做出新的成績，也因此在不同歷史時期，寧夏黃河流域曾獲得了不同的稱呼，比如兩漢時期被譽為“新秦中”，2008年被評為“新天府”等，這些稱謂或者說贊譽有著什么含義和意義？

陳育寧：兩漢盛世，寧夏黃灌區出現繁榮景象，可與當時最富庶的關中平原相提并論，被譽為“新秦中”。此后，史籍中留下了各個歷史時期對這一地區的稱贊：隋唐稱為“塞北江南”，西夏時期黃灌區已是“歲無旱澇之虞”，明代“天下屯田積谷寧夏最多”，清代“寧夏富庶甲于秦隴”，等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寧夏的黃河灌區歷史翻開新的一頁。先后建成的固海、鹽環定等四大揚水工程以及大型灌區續建配套工程，將黃河水引入寧南干旱地區，引黃灌溉面積比新中國成立初增加了4倍多。如今，“天下黃河富寧夏”已成為寧夏最亮的名片。這一切，源于黃河之利、農耕之功、民族之力。

改革開放以來，寧夏黃河灌區一直是寧夏經濟建設的核心區。從“黃河經濟”戰略，到銀川作為區域中心城市的“大銀川”戰略，到寧夏經濟核心區發展戰略，到“黃河金岸”發展戰略，其一脈相承的是以黃河灌區作為發展重點、經濟增長極，從而帶動全區的經濟發展。

2008年由《中國國家地理》發起進行的十大“新天府”評選活動中，寧夏平原被評為十大“新天府”之一。“新天府”評委會認為，總面積達10000平方公里的寧夏平原，不僅依舊是中國西北重要的商品糧基地和特色農業基地，在“一帶一路”倡議中，又是國家向西開放的重要平臺。

2017年10月10日，國際灌溉排水委員會在墨西哥城宣布寧夏引黃古灌區選“2017年世界灌溉工程遺產名錄”，這是在黃河主干道上第一個世界灌溉工程遺產，也是寧夏第一個世界遺產項目。國際灌溉排水委員會稱贊它為世界灌排工程的典范，代表著中國古代水利工程技術的卓越成就。

我國著名的地理學家胡煥庸在1935年提出劃分我國人口密度的一條分界線，即從黑龍江的黑河到云南的騰沖，是一條大致呈45度傾斜的基本直線，這就是“胡煥庸線”。“胡煥庸線”的歷史和地理特征折射出東、西兩側人口分布和經濟發展的巨大差異。學界的一種觀點認為“胡煥庸線”兩側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是很難突破的。但寧夏黃河灌區發展的歷史事實卻表明，在被認為干旱貧瘠的北方地區，在被沙漠包圍的地區，也可以創造出環境、土地、人口較好協調發展的區域，創造出一片充滿生機的綠洲，“胡煥庸線”的局部突破不是不可能的。寧夏黃河灌區之所以被譽為“塞北江南”，比喻成“胡煥庸線”以東的景象，就說明了這一點。

郭文斌：新時代，寧夏在建設“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先行區”中又發揮著什么樣的作用，擔負著怎樣的使命？

陳育寧：2020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來寧夏視察時指出“寧夏要有大局觀念和責任擔當”，把建設“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先行區”的重任交給了寧夏。

從整個黃河流域來看，在沿黃9個省區中，唯一全境屬于黃河流域的省份，就是寧夏。寧夏的5個地級市中，4個都是沿黃分布。黃河雖未流經固原市，但引水工程已使黃河水流向南部山區高地。固原市境內的清水河，是寧夏境內黃河上游最長的支流。全區近90％的水資源來自黃河，沿黃地區集中了全區66％的人口、80％的城鎮，78％的人口喝的是黃河水。目前寧夏引黃灌溉區面積約8600平方公里，總灌溉面積達到828萬畝。寧夏引黃灌區糧食總產量占全區總量的五分之四。寧夏沿黃地區創造了全區經濟總量的90％。

2016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寧夏考察時就指出：寧夏作為西北地區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承擔著維護西北乃至全國生態安全的重要使命。”寧夏要從國家戰略全局中、在全國生態體系中、在黃河流域協同治理中，來看待自身的定位和發展，跳出一時一域，考慮“國之大者”。寧夏受益于黃河最多，黃河不僅是寧夏發展的基礎和出路，是服務于全國大局的著眼點，寧夏理應先行一步，擔當使命，做出樣子。

郭文斌：黃河文化也將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

陳育寧：建設“先行區”，傳承彰顯黃河文化，發揮其社會功能和時代價值，是其中一項重要內容。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年鄭州座談會上講的：“要深入挖掘黃河文化蘊含的時代價值，講好‘黃河故事’，延續歷史文脈，堅定文化自信。”寧夏黃河文化是寧夏各族兒女創造的，凝聚著寧夏各族兒女的內在力量，它是增進人民福祉的堅實保障，也是協調人與自然關系的有效途徑。傳承彰顯黃河文化，就是我們文化自信的體現，發揮其社會功能和時代價值，對于滿足各族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讓各族人民有更多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對建設美麗新寧夏，具有重大而現實的意義。這是一項系統工程，要做出規劃，從人力、精力、財力各方面加大投入。一方面是硬件建設，包括文旅設施、遺跡遺址保護、展陳場所、標志性建筑等；另一方面是軟件建設，包括設置相應的機構，組織研究隊伍，開展保護、傳承、創新研究和多種形式的普及活動，讓黃河故事進學校、上課堂、登舞臺，鼓勵文學藝術創作，開展各類宣講、研討、展覽等活動。通過一系列文化建設和文化活動，調動各族人民內在的積極因素，充分發揮文化自信的巨大作用，讓古老的黃河煥發青春，再創歷史新輝煌。

陳育寧：寧夏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交通大學、山東大學兼職教授。著作獲國家圖書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曾任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寧夏大學黨委書記、校長。

郭文斌：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寧夏作家協會主席，中宣部文化名家“四個一批”人才。作品獲魯迅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