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人：薩日娜演講地點：清華大學科學博物館（籌）演講時間：2023年6月

薩日娜 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數學史、絲路文明與中外科技交流、中外計量比較等方面研究，著有《東西方數學文明的碰撞與交融》，發表論文多篇。

演講人收藏的清代同仁堂藥鋪使用過的戥子秤，秤盒內藏兩桿秤。資料圖片

演講人收藏的部分戥子秤，其中最小者長度僅有6厘米。資料圖片

江戶戥子工匠守隨氏（上組）和神善氏（下組）的作品。資料圖片

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科學技術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華古代文明發展歷程中，中國傳統科技不僅自身持續發展，也通過各種途徑傳播到周邊國家和地區產生深遠影響；同時古人也不斷吸收外來科技知識，促進傳統科技的創新發展，進而推動了亞洲乃至世界文明的發展。

英國皇家學會會員、著名科學史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曾指出：“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找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焦點在宋代，不管在應用科學方面還是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宋代發明的一些器物也曾流傳海外，推動了周邊國家和地區科技的發展，其中就有我們今天所要介紹的戥子秤。

戥子秤，北宋初年由劉承珪（949—1012）發明。作為精密計量器具，戥子秤個體雖小，卻曾對古代國家治理和社會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使用時間跨越宋元明清直至新中國成立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才逐漸淡出歷史舞臺。

隨著古代中日貿易往來和海上絲路的繁盛，戥子秤傳入日本，最終轉變為江戶時代（1603—1868）至明治時期（1868—1911）日本精密度量衡的重要衡器——銀秤。本講座希望通過對比戥子秤和日本銀秤的發展歷程，觀察中日傳統計量文化之間的聯系，進而分析古代中國傳統科技文明對亞洲近鄰國家和地區的深遠影響。

中國古代度量衡的發展與戥子秤的創制

中國度量衡研究的相關記載散見于歷代古籍、史料之“律書”“算書”中。《漢書·律歷志》曾對其之前的古代度量衡制度進行總結：

“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上，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者。本起于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

關于中國傳統權衡器具的設計，《尚書·虞書》曾提到“同律度量衡”，這是目前發現的最早文獻記載，其中也透露了古人眼中的度量衡與律制的關系。《史記·律書》云：“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于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即認為六律是度量衡之制的根本。《舊唐書·食貨志》記載：“凡權衡度量之制：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為龠，二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三升為大升，三斗為大斗，十大斗為斛。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三兩為大兩，十六兩為斤。”這里出現了大升、大兩的計量方式。這種權衡器具設計的變化，直接導致了權衡制度計量標準的變革。

自漢至唐，重量單位命名有銖、兩（24銖）、斤（16兩）、鉤（30斤）、石（4鉤）等。唐制雖然曾把一兩分作十分，稱作錢，然而當時這個“分”的進位還未確定為錢的十分之一，所以其說以“六銖為一分，即二錢半也”（明方以智《通雅》）。

具體到戥子秤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北宋初年。宋代在重量單位上沿用了錢這個名稱，但在當時，重量的最小單位用到錢位，已經無法滿足實際的需要。公元976年，宋太宗趙光義即位后發現計量方面存在嚴重問題——太府寺舊藏砝碼重量從一錢到十斤不等，沒有統一的標準，與此同時，從地方征收上來的金銀、絹帛等則以毫、厘來計量，兩者無法兼容，導致賬目混亂不清，由此貪贓枉法、冤假錯案迭起。有鑒于此，他下詔詳定秤法，司監內藏庫崇儀使劉承珪（后改名劉承規）受命執行。劉承珪，字大方，楚州山陽（今江蘇淮安）人，宋初宦官，歷經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曾參與封查府庫，平定土民動亂；負責規劃修建城壘、玉清理應宮等，又修改茶法，制定權衡法，編修《太宗實錄》和國史《冊府元龜》，掌管內藏達三十年，以做事縝密嚴謹著稱。然而，劉承珪在制定秤法過程中遭遇了各種阻力。

公元997年，宋真宗趙恒即位，隨即再次下令統一度量衡，劉承珪得以重組人馬，進行大規模的度量衡改制。《宋書·律歷志》記載：“曰權衡之用，所以平物一民、知輕重也。權有五，曰銖、兩、斤、鈞、石，前史言之詳也。建隆元年八月，詔有司按前代舊式作新權衡，以頒天下，禁私營造。及平荊湖，即頒量、衡于其境。淳化三年三月三日，詔曰：‘書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國經而立民極也。國家萬邦咸乂，九賦是均，愿出納于有司，系權衡之定式。如聞秬黍之制，或差毫厘，錘鉤為奸，害及黎庶。宜令詳定秤法，著為通規。’……尋究本末，別制法物，至景德中，承珪重加參定，而權衡之制，益為精備。其法蓋取漢志子谷秬黍為則。”

從上述記載來看，當時“錘鉤為奸，害及黎庶”，度量衡混亂，上至朝廷百官下至黎民百姓均受其害。此時“承珪重加參定，而權衡之制，益為精備”。二度受命的劉承珪，對宮內傳承下來的舊式權衡作了仔細調查，發現癥結所在。他指出：“太府寺舊銅式，自一錢至十斤，凡五十一，輕重無準。外府歲受黃金必自毫厘計之，式自錢始，則傷于重。”（《宋史》）即太府寺所保存的砝碼從一錢到十斤，約有五十一種，以“錢”為最小單位，相較于外府每年收上來的必須以毫厘計算的黃金等物品來說，“錢”這個計量標準過大，導致稱重時差錯較大，產生各種漏洞。

針對這一癥結，劉承珪提出要“別制法物”，另外制定出適用于金銀等貴重物品的新式桿秤。為了提高度量衡的改制效果，劉承珪研究了宋以前歷代權衡法和各種衡器，結合《漢志》記錄，重新校準權衡基準，終于在公元1004至1007年間，發明并制造了兩種戥子秤，作為國家級的標準衡器，從桿秤的設計上體現了權衡的新法。

據記載，劉承珪的這兩種戥子秤，一種是“一錢半秤”，分度值為一厘，以錢、分、厘、毫為單位，采用十進制系統，其桿長1.2尺、桿重1錢、錘重6分、盤重5分、初毫起量0.5錢、初毫分量1厘、初毫末量1.5錢；另一種是“一兩秤”，分度值為一累，以兩、銖、累、黍為單位，屬于非十進制系統，其桿長1.4尺、桿重1.5錢、錘重6錢、盤重4錢、初毫分量5錢、初毫末量24銖……兩種戥子秤可以相互校量，確保了稱量的準確性。小的那桿秤，初毫分量（分度值、測量精度）為一厘，相當于今天的31.25毫克，當時具有如此的稱量精度，在世界衡器發展史上也是罕見的。“因度尺而求牦”“自積黍而取累”是統一重量計量單位制，確定單位量值的法制計量管理和計量科學實踐活動的表現形式，是制造國家級標準器的核心。

自宋代誕生之后，戥子秤在文獻中多有記載。《四庫全書》所錄清胡煦撰《周易函書約注》中有“曾聞蒙古入市不挾星戥，但視其物價所值，酌其金銀多寡，用以相易”，此處的“戥”即戥子秤。《御制數理精蘊》下編卷37中記載的一些數學問題也涉及使用戥子秤后的換算技法。戥子秤發明之后很快流入民間，成為專門用于稱量貴重金銀、人參、靈芝等高檔藥材以及進口香料等物的精密衡器。

中國傳統藥物計量與戥子秤的應用

中藥的計量單位，古代有重量（銖、兩、分、錢等）、度量（尺、寸、毫、厘等）及容量（升、合等）等多種計量方法，用來量取不同的藥物。此外還有可與上述計量方法換算的“刀圭”“比”“撮”“權”等較粗略的計量方法。由于古今度量衡制度的變遷，后世多以重量作為稱固體藥物的方法。明清以降，中藥計量普遍采用16進位制，如1斤等于16兩。

而在古代的藥物計量用具中，最重要的一種衡器，就是劉承珪發明的戥子秤。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戥子秤都是中醫藥鋪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在廣東、香港等地區，戥子秤也被稱為“司馬秤”，客家諺語有云：“司馬秤，司馬砣，好老公，好老婆”，由此可見司馬秤作為衡器在人們心目中的珍貴。

作為一種制作精細的小型桿秤，戥子秤在中藥計量中能夠得到廣泛應用，主要是因為其具備三個特點：

其一是尺寸小巧。在古代，與稱量蔬菜等日常雜貨的中型桿秤以及稱量鹽包等大型貨物的大型桿秤不同，戥子秤的秤桿長度較短，通常約為10厘米~30厘米，微型的甚至只有5厘米~6厘米長，適合稱量體積較小又精密貴重的物品，而且便于商人外出進貨時隨身攜帶。

其二是選材考究。戥子秤的秤盤和秤砣一般由黃銅或白銅等材質制成，秤桿選材則更加多樣，有烏木、紫檀木、獸骨、銀、青銅等，而以象牙材質為上品。目前在一些博物館收藏有明代早期的戥子秤（如故宮博物院、修正博物館等），其秤桿為象牙制，全長約30厘米，銅盤直徑約5厘米～7厘米，外盒為高端紅木或紫檀木。某種程度上，選材考究也代表了古人對精確計量的鄭重態度。

其三是工藝精細。秤盒往往刻有精美圖案，形狀多是琵琶、如意等，裝有鎖扣固定，以免戥子秤滑出掉落。有些盒內還用絲絨等作為鋪襯，外盒上配有掛繩或者皮袋，設計和制作工藝十分精巧，不僅確保了精確的計量，還具備較高的觀賞價值，是我國古代工匠精神的一種體現。

古人對戥子秤的認識也很有特色。以十六兩為一斤的戥子秤上，釘有十六顆秤星，古人認為這十六顆星源自先秦名賈陶朱公范蠡，在民間傳說中，范蠡先是發明了桿秤，之后又選取天上的南斗六星、北斗七星在秤桿上做標記，秤桿上的一顆星代表天上的一顆星，以十三兩為一斤，后來又增加了福、祿、壽三顆星，改為十六兩一斤，其意為告誡后代生意人做生意要講究誠信、公平，在稱量貨物過程中，切莫缺斤短兩、投機取巧，否則就有警示接踵而至：少一兩為“損德”、少二兩為“傷祿”、少三兩則“折福”。

戥子秤發明后，雖歷經朝代更迭及度量衡制標準的各種變化，但仍舊憑其精準性，沿用長達1000多年。我國目前所存古代戥子秤，多為明清時期的產物，大都工藝精美、衡量準確。可以說，歷代制造戥子秤的工匠們，不約而同秉承著同一種意識，那就是在保證戥子秤的實用性前提下，十分關注各個部件的精度，并不斷提高外觀裝飾的精美度。

這里以我收藏的幾件戥子秤為例：戥子秤的秤盤或圓形或橢圓形，秤錘的樣式則有錢幣狀、圓餅狀、橢圓餅狀以及長方體狀。秤盒的外觀不僅雕刻精美，且寓意豐富，有琵琶形、葫蘆形等，琵琶寓意吉祥、和平、純真友誼、大福臨門、一生無憂、雅名遠播等，葫蘆則諧音“福祿”，寓意“幸福與爵祿”永相隨。從這些藏品中，不難看出戥子秤身上的歷史烙印。在經歷了漫長歲月的洗禮后，戥子秤的部件多已年邁，其金屬有斑駁銹跡，其提繩脆弱、秤盒紋飾淡化，但它仍舊向后世傳遞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意蘊。

1959年，國務院要求計量單位一律改10兩為1斤，但允許藥鋪仍使用按照16進位制設置的戥子秤，直至1987年。1994年9月，隨著《關于在公眾貿易中限制使用桿秤的通知》文件的出臺，戥子秤作為一類桿秤，其作為衡器的使命正式完結，退出歷史舞臺，成為收藏和研究的對象。

作為具有千年歷史的精密衡器，戥子秤在中國度量衡史上的作用無法磨滅，同時，其作為古代商業誠信計量的典型代表，蘊含的文化精神也影響著后世。

戥子秤的傳日與精密衡器“銀秤”的推廣

“漢方醫”是日本傳統醫學的代稱，與中醫有很深的淵源。南北朝末期，中醫經朝鮮半島傳入日本。唐代，日本開始全面學習中國文化，本草及中醫藥學也被日本全盤吸收，并在后世發展成為具有日本特色的“漢方醫”。

根據一些文獻的記載，日本仁德天皇時（313—399），中國傳統醫學知識經朝鮮半島傳入日本；公元562年，吳人知聰攜《明堂圖》及各種醫書164卷到日本，將中醫知識直接傳入日本；公元608年，日本天皇專門派遣藥師來中國學醫。

隋唐以后，經海上絲路和唐船貿易，往返于中日之間的遣隋使、遣唐使，以及商人和醫生，絡繹不絕地將古代中國先進的文化和科技知識、匠作器物傳入日本。公元701年，日本文武天皇頒布“大寶令”，其中出現了醫藥計量相關的法令和制度。平安時代，藤原佐世編著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891年）中出現了諸多中醫相關古籍。由此可知，七至九世紀，日本醫學大量吸收了中國醫學的經驗和管理制度；十至十六世紀，逐漸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漢方醫學體系。

漢方醫學中所必需的藥物計量知識和相關儀器，也隨著來自中國的傳統醫學和藥物的演變而不斷變化。中國傳統計量知識傳入日本，歷史相對更久遠。據《古事紀》記載，公元300年前后，中國傳統計量知識傳入日本。公元六世紀，中國傳統天文、歷算傳入日本，由吳地又有早期的度量衡知識傳入日本，包括“權”和一些長度名稱。日本八世紀的古典文獻《新撰姓氏錄》中就有詳細記載。七至十五世紀，漢方醫的藥物計量基本受中國的影響，其中也出現了一些適合日本本土的變化，不乏一定的創新性。

古代海上絲路在宋元時期非常繁盛，日本作為其時海上絲路東海線的一端，深受東西文明影響。當時有大量漢文科技典籍經過海上絲路傳入日本，為當地傳統科技發展奠定基礎，對其學術體系的建構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十六世紀以后，日本傳統計量或醫學，成為獨立的學術體系。尤其是江戶時期，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日本社會產生了巨大變化，東西文明交匯，也體現在計量和醫學的發展中。江戶時期，德川幕府實施“鎖國”政策，但對海外，唐船貿易仍舊是其獲取最新信息的主要途徑。

在歷史上，經唐船貿易流入日本的戥子秤，很快出現在日本江戶大街小巷的貴重典當鋪和藥鋪中，用于日本漢方醫藥的稱量。隨后當地出現了專門制作戥子秤的工匠。一些江戶時期刊行的技術類和數學類書籍中，繪制了不少描述十六至十九世紀日本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圖片。通過查閱文獻我們發現了一部分制作和使用戥子秤的繪圖。十六世紀出現的著作《七十一番職人歌合》（約公元1500年）中描繪了一個賣香的人和一個賣藥的人。賣藥的男子用桿秤稱藥，日文寫著“賣藥，有藥有供，有人參、甘草”等。其圖中使用的桿秤很小，推測就是戥子秤。這說明至少在公元1500年之前戥子秤已傳入日本，并轉型為適用于日本本土的衡器。

1698年刊出的一本日本數學著作《算法指南大全》，插圖中描繪了錢莊、米行，以及生絲買賣的場景，其中出現了戥子秤。1700年，日本數學家西川祐信在其著作《繪本士農工商》中描繪了一家藥店的日常，圖中有手持戥子秤的藥商，旁邊的臺子上放著藥袋和陶罐，門口的板子上寫著“地黃丸”，藥店門口還懸掛著寫有“藥種”的旗子，右側有“薬屋”（藥鋪）的板子，左側有寫著日文“あうみ”的簾子。“あうみ”是今天仍以出售漢方藥知名的“近江”醫藥公司的前身。

1797年的《職人盡發句合》中有一幅圖，描畫了一名制作戥子秤的工匠抽煙袋的景象，其身旁放著正在制作的戥子秤，工匠悠然自得的神情，似乎說明他的生意還不錯。

江戶時代以后的日本文獻中，戥子秤逐漸被寫作“銀秤”，意指其為稱量金銀器物的衡器。由于江戶時代商業發達，藥鋪生意興隆，藥商和醫生手里逐漸出現了制作精美且流傳至今的銀秤。日本內藤藥物紀念博物館（在岐阜縣各務原市）藏有非常多的漢方醫藥器物，其收藏的銀秤主要來源于江戶時期制作銀秤的兩大工匠世家，即“守隨”家族和“神善”家族。其中一桿銀秤，上刻“守隨”二字，其桿長有23厘米，銅盤直徑6厘米，外盒長26.8厘米，還有“天下一”印字，寓意其工藝精美，制作一流；另外一桿銀秤，由另一家族工匠神善四郎制作，其旁的說明文記載可秤15匁、50匁、160匁（匁是日本獨特的古代衡量單位，1匁=3.759克），其桿長31.5厘米，銅盤直徑8厘米，外盒長度為35厘米。

日本銀秤的形狀和用途跟戥子秤完全一致，但它以10進制設置，這是和中國戥子秤最大的不同之處。江戶時代之后，日本的度量衡制度走上獨立之路，在受中國計量文化影響下開創了適合本國體制的新模式，將16進制改為10進制就是一個明顯的特征。

十七世紀的西方大航海打破了東亞海域固有的貿易格局后，東亞海域貿易的新時期隨之開啟。彼時的東亞海洋貿易被納入逐步形成的世界貿易體系中，并成為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戥子秤作為精密的計量儀器，不僅被日本也被歐洲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等國廣泛認同，成為精密計量的世界標準。

中日傳統藥物計量標準的差異

縱觀歷史，度量衡標準變化多端。古今分量的差別，雖有后人做過考證，但結論并不一致。而這種差異，在古代藥物計量方面尤其明顯，歷代醫藥家的用藥和處方，有些隨當時的度量衡變遷而變化，有些卻沿襲舊制而不變。

1981年，我國考古界發掘出漢代“光和大司農銅權”（簡稱“光和銅權”），被認為是推算漢代度量衡標準的權威衡器，其年代與著名醫生張仲景（約150—215）的生卒年相仿，為研究其醫書中的藥物計量提供了依據。“光和銅權”為12斤權，重量2996克，每斤約合250克，漢代的斤和兩的進位是16進制，16兩等于1斤，所以1兩等于15.625克。為了換算方便，漢代的1兩相當于15克。現代對中藥計量采用公制，即1公斤等于1000克，1兩（16進制）相當于30克，1錢等于0.1兩，所以1錢相當于3克。關于古代醫家用藥劑量問題，據《古今圖書集成》記載：唐時權量是大小并用，太史、太醫則仍沿用漢代古制。又據《唐六典》論述，晉唐之間的秤，其量制雖是漢秤的三分之一，但晉唐書中的用藥量仍與漢代相同。

另有文獻記載：唐秤有大小兩制，小秤與漢秤相同，只限用于“合湯藥”等。《晉書·律歷志》指出其原因是“醫方人命之急，而稱兩不與古同，為害特重”。關于醫方用藥量的進制法，宋代《證類本草》中曾引《名醫別錄》寫道：“古秤唯有銖兩，而無分名，今則以十黍為一銖，六銖為一分，四分成一兩，十六兩為一斤。”又據文獻記載：唐代將一枚銅錢之重作為衡的單位，稱為一錢，代替了以銖為單位的舊制。明代《本草綱目》則指出：“古之一升，即今之二合半也。量之所起為圭，四圭為撮，十撮為勺，十勺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五斗為斛，二斛為石。”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朝廷頒布了不同度量衡制度，但醫藥計量由于關系到百姓生命，相對比較謹慎，一般情況下仍允許使用舊制。如在唐孫思邈《千金要方》和王燾《外臺秘要》中，藥物計量仍然使用著張仲景時期的漢制。根據學者考察，宋朝以前的中醫藥書基本使用漢制，所以“光和銅權”為后人研究宋以前的藥物計量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張仲景的醫書在唐代就傳入日本，在日本最古的歌集《萬葉集》中記載“在世良醫，無不除愈也”。狹義的“漢方”即為張仲景的醫學，可見其在日本的影響深遠。了解漢制，也有利于日本考究漢方藥的計量。

至宋朝，這種情況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宋代中藥熬制發生了改革，進而影響了中藥的服用方法，最終影響到了中藥的計量。宋代開始用“煮散”，把藥物作成粗散，煮過后連藥渣一起喝下去。這使病人使用的藥量減少，進而導致宋以后的藥物計量出現了大的改變。宋代大多數醫藥典籍中使用了當時的度量衡制度。就衡重而言，宋代用了斤、兩、錢、分、厘、毫等單位。從宋代到清代，度量衡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因此宋以后的醫學書基本沿用了宋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日傳統醫學發展和交流的歷程中，中日藥物計量的標準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一些學者認為，同樣的藥，日本醫學典籍所載用藥量比中國原典中要少很多。對于這種情況的成因，江戶學者貝原益軒（1630—1714）在其《養生訓》中給出了解釋。他認為中國人比日本人健壯，腸胃功能更好；日本藥材原料多數從中國和荷蘭舶載輸入，所以價格昂貴，藥物計量相對減少；日本醫生用藥比較慎重，他們認為藥量少其副作用也小。

十七至二十世紀日本的度量衡相關著作和醫學典籍中記錄了不少探討中日傳統科技相關性和中國傳統科技儀器（度量衡、醫學、天文）對日本影響方面的內容，這為后人研究中國傳統科技的影響力和傳播力提供了豐富的學術依據。

1759年的《醫者談義》中記載：在宋元以及明朝的方書中，古代的3兩等于現在的1兩，古代的1升等于現在的1合……（日本的）八十目等于明朝的半斤，明朝的一斤等于百六十目。這是“廣秤”，也是“大秤”。半斤為半秤，也是小秤。書中還對明代和江戶時期的藥物計量進行了換算。

江戶時期的解剖學家山脅東門（1735—1782）也在書中詳述了醫藥計量問題。他的觀點是：中國藥用劑量有時候可能達到同劑量日本藥的10倍以上，其原因推測是中國人吃肉比較多，體格更加健壯。此外，他還記錄了日本學者如何參閱傳日的中國醫學經典，以及如何換算為日本人熟悉的計量單位等問題。

結語

中國宋代發明的精密計量器具戥子秤，隨著中日之間的貿易往來，傳播到日本，成為其傳統的衡器——銀秤。而日本傳統計量器物受中國影響之后，又經過一系列的革新，最終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

在歷史上，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計量發展會受到當時的社會、人文和經濟的影響，但從計量文化視角觀之，雖有諸多差異，可在本質上大家是相通的——都有追求標準化、精確化的客觀需要。回望歷史，交流、會通是科學文化的基本內涵之一，中國戥子秤的發明及其在日本的傳播，可以說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