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6月23日，儒學大家梁漱溟先生逝世，至今已經過去35年。今年11月12日，為紀念梁漱溟先生130周年誕辰，“湯一介當代學人講座”第三講“梁漱溟的思想與精神世界”在北京大學開講。

梁漱溟是世界公認的現代新儒學開山者，他一生都在中西文化比較之中為中國傳統文化尋找重新綻放光彩的機會。他本人的思想也經歷了由“入世”到“出世”，再由“出世”到“入世”的變化。

可以說，梁漱溟畢生都在試圖破解的思想謎題，其中一個是“中國問題”，另一個是“人生問題”。

梁漱溟與北京大學同事在北京中山公園，左起為雷國能、李大釗、梁漱溟、張申府。中國文化書院供圖

將趨利避害看作是人生的唯一目標？

少年時期的梁漱溟，曾是功利主義的堅定信仰者。“以利害得失來說明是非善惡”，他曾把去苦向樂、趨利避害看作是人生的唯一目標。

梁漱溟早期的人生觀念，主要是受其父親梁濟影響。梁濟以“有用處”三個字來評價世間一切事，認為有用即是好，無用即是不好。

梁濟曾為清朝舉人，但在梁漱溟的記憶中，父親最看不起讀書人。梁濟在家中說：“會做文章的人，就是會說假話的人。詩詞歌賦以至八股和古文等等，其中多是粉飾門面的假話，全無實用。”他時常嘆息痛恨中國事情為文人所誤。

不過，梁漱溟慢慢發現，這種對人心的粗淺看法，存在很多疑問。功利主義中，欲望就是人生的一切這種看法，最終被他否定了。

18歲時，梁漱溟不顧家人反對，加入了京津同盟會。他毅然剪去發辮，積極參加當時的革命活動，并做了同盟會之喉舌《民國報》的外勤記者。但不久，1912年，作為記者的梁漱溟對現實的態度開始變得灰冷起來。他看到了許多不為外人所知的黑暗政治內幕，對民國初年的政壇感到極度失望。

受外部環境影響，年輕的梁漱溟對人生的意義產生了徹底懷疑，甚至兩次想過自殺。1914年，他在寫給舅父的一封信中說道：“所謂年來思想者，一字括之，曰佛而已矣！所謂今后志趣者，一字括之，曰僧而已矣！”

梁漱溟哀嘆人生的無目的，認為世俗所追求的幸福和快樂都是有限的、相對的，并沒有恒定的意義，所以通透的人生觀只能取出世。

在困擾中，他完成了《究元決疑論》的撰寫。可以說，這篇最能代表梁漱溟出世思想的文章，是他四五年來研讀西方哲學對人生所作思考的一次小結。

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也正是因為《究元決疑論》的發表，1917年10月，年僅24歲的梁漱溟受蔡元培邀請，正式來到北大授課。梁漱溟晚年回憶：“我是為蔡先生引入北大而得到培養的一個人。而今我已九十有五，追憶往事，真可謂培育之恩沒齒難忘。”

但彼時，梁漱溟剛到北大的第一天，他便找到校長室，當著在場的陳獨秀的面，問校長蔡元培對孔子是什么態度。“我并不反對孔子，儒家學說作為一門學問值得研究。”蔡元培猶豫了一陣才回答。梁漱溟正色道：“我不僅僅是不反對而已——這次來北大，除替釋迦、孔子發揮外，不再做旁的事。”

由此可以看出，年輕的梁漱溟，所追求的不僅僅是個人的心安，更是決心入世解救世道人心。但這一過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父親的去世，是梁漱溟思想轉變的加速器。

1918年11月7日，父親梁濟問他，“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老人說完便離開家門。3天后，梁濟穿戴整齊在積水潭投湖自盡。

事實上，這個回答對梁濟來說，只是一種絕望。在梁濟的世界中，他只能看到西方的強勢文化，認為中國不知道何時才能恢復舊觀，生活只是茍且偷生，不具任何意義。但梁漱溟與父親持不一樣的觀念，他認識到中國文化本身的價值，既可以發揮西洋的未來精神，也可以挖掘中國文化的潛力。

在現實環境的刺激和催逼下，梁漱溟愈發從出世意念的陰影中擺脫出來，成為一位使命感極強的人物。他說：“我一生的是非曲直，當由后人評說。為人處世，平生力行的，就是：獨立思考，表里如一。”

4年后，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問世，他全力發揮孔子思想，在文化淵源和人生哲學上，對五四新文化運動進行了全面的反思。

書中，他將人類生活的問題分解為三個階段，即人對于物的問題、人對于人的問題、人對于自己的問題，由此三個問題演化出“三大系文化”。他的“世界文化三期重現說”之構想也因此而產生。

他認為，西方文化為“本來的路向”，代表入世的、向前的人生態度；印度文化為消解存在的路向，代表出世的、向后的人生態度；而中國文化介于兩者之間，既不是積極的入世主義，也不是消極的出世主義，它“隨遇而安”“調和持中”，不出不入，亦出亦入，恰到好處。

梁漱溟肯定了西方文化所取得的成就，并熱情擁抱了中國文化，急切呼喚它的復興。

此文發表后，梁漱溟迅速成為眾望所歸的新一代儒者的代表。

始終堅持對中國問題與人生問題的思考

1924年夏天，當印度詩哲泰戈爾來華訪問時，梁漱溟儼然以當代儒宗的身份前去與之會晤。境遇的改變，頻繁的社會活動，以及日漸隆起的聲望，俗世間的精彩，越來越多地占據了梁漱溟的身心，充溢著他現實的生活。

梁漱溟用全部精神，在現實社會中一展抱負。在北大待了7年后，1924年他辭掉了北大教職，在河南、山東等地進行鄉村建設實驗，在他看來，鄉村建設才是中國民族自救運動的新方向。

與此同時，他的“思想家”身份大為褪色。十年鄉村建設活動和十年“奔走國事”，使他逐漸成為一個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和“行動的儒者”，對終極性的思考也淹沒在喧囂的塵俗和雜亂的奔忙之中。不過，隨之而來的“文革”，使梁漱溟在親歷人生況味后，不得不重新思考世間的意義。

“文革”期間，梁漱溟長期處于與世隔絕的隱遁狀態，越來越遠離了所追求的世間的中心。從喧囂和奔忙之中逐漸落入淡泊和寂寥，世間的意義和現實的價值對他來說變得越來越小。他意外地向世人宣稱，“其實我一直是持出世的思想”，將思想的指針又重新指向了出世。

梁漱溟晚年創作的《人心與人生》《東方學術概觀》等代表作，明顯地又接上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的話題。他重提了人生三大問題之說，這雖是舊聞，但意義確已不同。他說：“人對自己問題的學術，是打通世間出世間的學問，即是徹究乎宇宙生命的學問”。

此時，梁漱溟更多是從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性和文化的終極意義來談論這個問題。在《人心與人生》的結尾處，梁漱溟得出了以下結論：“世間法者，生滅法也；生滅不已，不由自主。”就根本而言，他對出世思想做出了最高價值的認可。

縱觀梁漱溟徘徊于出世與入世之間的復雜心路歷程，可以發現他內心深處始終堅持對中國問題與人生問題的思考。當社會和人生的關系較為條暢之時，他對世間意義的把握更多表現在有目標的、自覺的行動之中；而當面對社會顯得無力無奈之時，如何來說明世間的意義，便成為他的主要關切。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的人生大幕落下，享年95歲。

（根據中國文化書院、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湯一介當代學人講座’第三講——梁漱溟的思想與精神世界”寫作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李  悅 記者  蔣肖斌）